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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林：为俄罗斯发现真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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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长期接触之时起，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汉学和俄中文化对话的推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几个世纪以来，东正教促进深化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其代表是首批俄罗斯的中国学专家。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本周报道的人物是修士大司祭比丘林，他是最杰出的俄罗斯汉学家之一。 2023年5月27日,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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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一，在莫斯科及全俄宗主教之中华会馆举行了活动，纪念19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汉学家尼基塔·比丘林逝世170周年(1777-1853)。1808 年至 1821 年，比丘林担任东正教北京传道团团长，从事研究工作。 他对俄罗斯汉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时至今日，他的成就在科学界和俄罗斯东正教会中都受到高度评价。直至19世纪，对于俄罗斯而言，中国很大程度上笼罩着神秘。关于这个国家有很多神话和反对意见。这种状况在很多方面是由于接触有限，当时的大清帝国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国家，到中国的欧洲人很少。当时会说中文并能够收集并将中国及其文化、文学、历史知识系统化的人少之又少。在17世纪末，在北京成立了俄罗斯东正教传道团。长期以来，该传道团成为俄罗斯政府了解中国情况的唯一来源。与天主教传道士不同，俄罗斯神父并没有积极尝试在当地居民中传播宗教教义和仪式。传道团的最初目的就是为北京的俄罗斯东正教小团体提供精神食粮，其中包括自17 世纪末以来一直在清朝军队服役的远东哥萨克人的后裔。东正教北京传道团在其存在的最初一百年里，主要从事其直接的宗教职责，并没有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随着比丘林当选为使团团长，情况发生了变化。1777年，尼基塔·比丘林出生于喀山省阿库列沃村的一个司祭家庭里，并在宗教学校学习。23 岁时，他接受了剃发礼，取了修道士名字亚金夫。尽管接受过宗教教育，但他从小就对世俗科学更感兴趣，包括地理和外语。比丘林的教会生涯发展迅速，25 岁时，他已成为伊尔库茨克一座修道院的院长和当地神学院的院长，他在那里改革了教育过程并引入了许多世俗学科的教学。然而，由于被指控与一名女子有秘密关系，因此违反了修道士誓言，很快失宠。这时，俄罗斯正准备向北京派遣第九个新传道团。由于使团的特殊地位，对新员工的培训水平给予了高度重视。 到那时，比丘林已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并掌握了中文的基础知识。因此，在考虑传道团团长人选时，选择了他担任这个职务。初到中国，比丘林就发现传道团状态相当糟糕。俄罗斯哥萨克人的后裔大多被同化，北京俄罗斯教会的教友人数减少到几十人。在北京长达13年之久的传道团财务状况也不容乐观。此时，俄罗斯正卷入拿破仑战争和欧洲战区的纷争漩涡，传道团几乎得不到首都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比丘林几乎放弃了传道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中国文化的研究中。比丘林对中国充满热情。为了充分利用在北京的时光，他结识了无数熟人，研究了中国人的古代文献、礼仪和习俗。比丘林上任前即已通晓满文、蒙文和藏文，两年内又掌握了较高水平的中文。 他收集并翻译了许多中国文学资料。特别是，他首次将《四书》、《三字经》、《大清一统志》、《资治通鉴定纲目》译成俄文。 比丘林还编纂了第一部中俄词典，大大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同行，收集了大量有关立法、教育、宗教等中国文化的资料，后整理成文章和书籍。回到俄罗斯一段时间后，比丘林广为人知，并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 他的余生致力于中国、西伯利亚和中亚历史的教学和进一步研究。比丘林的勤奋和他对中国的深厚个人兴趣体现在他的墓志铭上，墓碑上镌刻着汉字：“无时勤劳，垂光史册”。比丘林的作品改变了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看法，阿列克谢神父认为：亚金夫对科学发展的贡献显著提高了东正教北京传道团成员的声望和培训水平。比丘林之后是一群杰出的汉学家司祭。其中，特别是俄罗斯仍在使用的中文转录系统的作者，是第十三个传道团团长帕拉迪·卡法罗夫。另一位杰出的汉学家是第十八个传道团团长因诺肯蒂·菲古罗夫斯基，他在20世纪初编纂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汉语词典，收录了1.6万个汉字。在两国建立正式关系之前，传道团充当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外交中介，是培训汉语专家的重要中心，并向中国人介绍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阿列克谢神父指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今天的俄中人道主义合作中仍发挥着突出的作用。阿列克谢神父指出，由于与中国的直接对话，在中国教会任职的中国神父的祝圣成为可能。莫斯科宗主教圣统中华东正教会具有自治权，莫斯科及全俄宗主教之中华会馆为其代表处。中华会馆的主要任务是照顾莫斯科的东正教华人，用中文进行礼拜。与此同时，中华会馆还是俄中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尤其是举办许多世俗文化活动。阿列克谢神父表示，莫斯科及全俄宗主教之中华会馆已成为了解两种文化的空间。他认为，最终，文化对话可以消除沟通障碍，加深友谊。科学知识也没有被遗忘：中华会馆的司祭们积极参加中国问题的会议、教育活动，继续比丘林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其他杰出汉学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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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林：为俄罗斯发现真正的中国
2023年5月27日, 17:15 (更新: 2023年5月28日, 01:53) 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长期接触之时起，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汉学和俄中文化对话的推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几个世纪以来，东正教促进深化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其代表是首批俄罗斯的中国学专家。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本周报道的人物是修士大司祭比丘林，他是最杰出的俄罗斯汉学家之一。
本周一，在莫斯科及全俄宗主教之中华会馆举行了活动，纪念19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汉学家尼基塔·比丘林逝世170周年(1777-1853)。1808 年至 1821 年，比丘林担任东正教北京传道团团长，从事研究工作。 他对俄罗斯汉学的发展产生了
巨大影响，时至今日，他的成就在科学界和俄罗斯东正教会中都受到高度评价。
莫斯科及全俄宗主教之中华会馆秘书阿列克谢神父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对我们来说，对俄罗斯东正教会来说，亚金夫神父的人格非常重要。 俄罗斯汉学的历史不能说是从比丘林开始的，事实上，比丘林当选为使团团长之前东正教北京传道团也研究中文，但是亚金夫神父在这个方向上取得的突破，他为俄罗斯汉学带来的新知识量简直是巨大的。”
直至19世纪，对于俄罗斯而言，中国很大程度上笼罩着神秘。关于这个国家有很多神话和反对意见。这种状况在很多方面是由于接触有限，当时的大清帝国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国家，到中国的欧洲人很少。当时会说中文并能够收集并将中国及其文化、文学、历史知识系统化的人少之又少。
在17世纪末，在北京成立了俄罗斯东正教传道团。长期以来，该传道团成为俄罗斯政府了解中国情况的唯一来源。与天主教传道士不同，俄罗斯神父并没有积极尝试在当地居民中传播宗教教义和仪式。传道团的最初目的就是为北京的俄罗斯东正教小团体提供精神食粮，其中包括自17 世纪末以来一直在清朝军队服役的远东哥萨克人的后裔。东正教北京传道团在其存在的最初一百年里，主要从事其直接的宗教职责，并没有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随着比丘林当选为使团团长，情况发生了变化。
1777年，尼基塔·比丘林出生于喀山省阿库列沃村的一个司祭家庭里，并在宗教学校学习。23 岁时，他接受了剃发礼，取了修道士名字亚金夫。尽管接受过宗教教育，但他从小就对世俗科学更感兴趣，包括地理和外语。比丘林的教会生涯发展迅速，25 岁时，他已成为伊尔库茨克一座修道院的院长和当地神学院的院长，他在那里改革了教育过程并引入了许多世俗学科的教学。然而，由于被指控与一名女子有秘密关系，因此违反了修道士誓言，很快失宠。这时，俄罗斯正准备向北京派遣第九个新传道团。由于使团的特殊地位，对新员工的培训水平给予了高度重视。 到那时，比丘林已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并掌握了中文的基础知识。因此，在考虑传道团团长人选时，选择了他担任这个职务。
初到中国，比丘林就发现传道团状态相当糟糕。俄罗斯哥萨克人的后裔大多被同化，北京俄罗斯教会的教友人数减少到几十人。在北京长达13年之久的传道团财务状况也不容乐观。此时，俄罗斯正卷入拿破仑战争和欧洲战区的纷争漩涡，传道团几乎得不到首都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比丘林几乎放弃了传道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中国文化的研究中。比丘林对中国充满热情。为了充分利用在北京的时光，他结识了无数熟人，研究了中国人的古代文献、礼仪和习俗。
比丘林上任前即已通晓满文、蒙文和藏文，两年内又掌握了较高水平的中文。 他收集并翻译了许多中国文学资料。特别是，他首次将《四书》、《三字经》、《大清一统志》、《资治通鉴定纲目》译成俄文。 比丘林还编纂了第一部中俄词典，大大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同行，收集了大量有关立法、教育、宗教等中国文化的资料，后整理成文章和书籍。回到俄罗斯一段时间后，比丘林广为人知，并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 他的余生致力于中国、西伯利亚和中亚历史的教学和进一步研究。比丘林的勤奋和他对中国的深厚个人兴趣体现在他的墓志铭上，墓碑上镌刻着汉字：“无时勤劳，垂光史册”。
比丘林的作品改变了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看法，阿列克谢神父认为：
“比丘林对俄罗斯汉学的巨大贡献在于，他彻底改变了这一趋势：如果说在他之前，俄罗斯的很多关于中国的知识是通过外国文学、欧洲资料了解到的，那么他把大量的中国资料带到了俄罗斯。他以第一人称讲述中国，拉近了两国的距离。因此，当然，他是当时俄罗斯真正的中国发现者，在圣彼得堡的所有沙龙和高门大户中，在受过教育和有影响力的人的圈子里，他都是受欢迎的客人，因为每个人都希望他分享自己的故事和对中国的看法。”
亚金夫对科学发展的贡献显著提高了东正教北京传道团成员的声望和培训水平。比丘林之后是一群杰出的汉学家司祭。其中，特别是俄罗斯仍在使用的中文转录系统的作者，是第十三个传道团团长帕拉迪·卡法罗夫。另一位杰出的汉学家是第十八个传道团团长因诺肯蒂·菲古罗夫斯基，他在20世纪初编纂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汉语词典，收录了1.6万个汉字。
在两国建立正式关系之前，传道团充当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外交中介，是培训汉语专家的重要中心，并向中国人介绍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阿列克谢神父指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今天的俄中人道主义合作中仍发挥着突出的作用。
他说：“从20世纪末进入21世纪，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与中国对话方面积极延续俄罗斯教会传道团的传统。今年正好是俄罗斯东正教会领袖基里尔宗主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十周年。去年，基里尔宗主教会见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
阿列克谢神父指出，由于与中国的直接对话，在中国教会任职的中国神父的祝圣成为可能。莫斯科宗主教圣统中华东正教会具有自治权，莫斯科及全俄宗主教之中华会馆为其代表处。中华会馆的主要任务是照顾莫斯科的东正教华人，用中文进行礼拜。与此同时，中华会馆还是俄中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尤其是举办许多世俗文化活动。
他说：“现在人经常说到人民外交，我们的国家需要在各个层面相互了解，建立非正式联系，了解彼此的文化。在我们会馆，当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到了同一个教堂时，这项最底层的工作开展得非常积极。我们一起喝茶、祈祷、交流，了解彼此，了解彼此的文化。同时，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参与这些交流的人原本与汉学毫无关系，就是普通的教友。我们有一个“火鸟”俄中文化中心，积极与莫斯科的中华会馆和华侨互动。该中心还教授中文，学习者包括教区居民；也为中国留学生和在这里工作的中国人教授俄语。我们每年都会和中心一起举办中国文化节。”
阿列克谢神父表示，莫斯科及全俄宗主教之中华会馆已成为了解两种文化的空间。他认为，最终，文化对话可以消除沟通障碍，加深友谊。科学知识也没有被遗忘：中华会馆的司祭们积极参加中国问题的会议、教育活动，继续比丘林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其他杰出汉学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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