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和支持其破除旧模式的支持者们占了上风，由此启动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放弃中共将阶级斗争当做首选方向政策、把向经济建设过渡看成是主要任务。大规模经济改革措施逐渐展开，这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也改变了世界资源分配和全球工业结构。
在中俄学术讨论框架下，回顾40年前前所未有的成功经济改革具有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过去有关俄罗斯采纳部分中国经验的议题讨论过多次，甚至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以及苏联解体新俄罗斯诞生之后。
遗憾的是，此类辩论并未带来正面的实际结果。苏联最后若干年里和新俄罗斯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整个政治经济精英团体，几乎没有任何怀疑和争论地相信所谓的“休克疗法”的主要教条，对中国经验，如果不是怀疑，起码认为对我们来说是不适合的。原因之一是，认为中国改革是中国的改革，即社会主义特色改革。而且，很多俄罗斯专家对在俄罗斯搞社会主义试验持负面态度，认为永远都不会再回到社会主义时期了。而另一些人关注的是，中国改革是在另一种条件下启动的，与俄罗斯的不同。其中，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在工业方面的发达程度低，农村人口多，城市化并未完成。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俄罗斯讨论者们对“东亚发展模式”欣羡不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亚非学院举行的会议上，对话观点并非一致。在俄罗斯，另类思考方式的专家有关“中国模式”的更为宽泛的理解度，不能不得到足够的评价。俄罗斯参会的大专家，比如俄联邦总统顾问谢尔盖·格拉吉耶夫院士和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主任亚历山大·阿乌章在演讲中也指出了这点。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学者在俄罗斯经济学界属于完全不同的学派，但他们对中国改革的兴趣都非常大。林毅夫教授和谢尔盖·格拉吉耶夫院士的观点更为接近，他们认为不要神化市场和利润，反对货币政策优先等等。他们强调国家在刺激经济和技术突破方面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林毅夫强调，每个国家，在为自己制定保障经济持续发展和现代化方面，都有在一两代人期间完成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俱乐部目标的潜力。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私企制定自己的“任务”，让它们向该国集中相对优势的方向前进，目的是将这些领域变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域。为实现这一效果，必须在思想方面做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说，发展中国家从前的改革家们，以最发达国家和富裕国家为样板（通常是失败的结果），那么，“新结构经济”的要点在于，应仔细分析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重视国家的协调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成本，如此可将相应的领域变成增长点，并培育自己的强竞争力领域。
总体来说，中俄会议的很多参加者们都强调，本次研讨过程中的坦诚和迫切性，使对话非同寻常。期望在一定条件下，此类会议将定期举行。
会议期间得到关注的还有现阶段改革的特性问题。与会者们讨论了固有模式潜力渐失所带来的挑战和问题，以及去年贸易战所引起的中美关系激化问题。俄罗斯现在也同样遭受来自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裁压力。客观说，这提高了中俄巩固关系的迫切性。对于处于历史转折点的两个伟大邻国来说，相互仔细研究改革经验，在各个层面坦诚对话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给双方找到继续改革和发展双边合作带来可能性，同时，在世界经济发展动荡和全球竞争极其激烈情况下，还可使中俄在世界上更好地为自己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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