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味着深邃的思想和深入理解俄罗斯民族性的重要途径
2021年11月10日, 19:10 (更新: 2022年1月26日, 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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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北京11月10日电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长凌建侯教授在接受卫星通讯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味着深邃的思想和深入理解俄罗斯民族性的重要途径。
今年11月11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有人说，如果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文学 界的一座高山，那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隐藏于这座高山背后的另一座高山，其蕴含的时代意义和思想价值可能比前者更高。他的小说从出版到传入中国，曾经影响了50-80年代的很多人，甚至50年代以前的几代人，包括中国的不少优秀作家，比如郁达夫、鲁迅、闻一多等，都受到其作品的影响和激励。
作为世界文学专业研究人士，凌建侯教授可以说也是受其作品影响的中国学者之一。他首先介绍了自己接触和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程。
作为世界文学专业研究人士，凌建侯教授可以说也是受其作品影响的中国学者之一。他首先介绍了自己接触和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程。
他说：“我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上大学以后。1987年秋天我考入北京大学俄语系，系里按惯例给新生下发了油印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清单，有七八十本书，让我们抽时间阅读，为二年级俄罗斯文学史课提前做准备。大概是在1988年的春天，我借来了耿济之翻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上下两册，书皮是淡淡的黄绿色，扉页上有俄文原著名称。耿先生译本在解放前就出版了，此次简体中文版有专人对照原文校订重排。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话’，开篇明抑实扬地问道，主角阿廖沙‘不是大人物’，给他作传，有什么特殊之处？接着语焉不详地‘剧透’他的近况和13年前发生的事件，明显感觉到‘作者’是在与看不见的读者促膝交谈，给人以立即读下去的冲动。故事开头直接交代13年前发生的事件原来是阿廖沙的父亲老费多尔莫名其妙的惨死，叙述人却要把这段曾轰动一时的公案放到后面细讲。设置悬念，吊人胃口，作者谙熟读者的阅读心理，这是我对陀翁的初步认识。”
专家继续介绍说：“几年后我如愿读博，因研读巴赫金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之需，我从图书馆借阅了《穷人》、《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等中译本，而文学史课上被老师誉为‘天鹅之歌’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我阅读陀翁作品，主要不是为了学习俄语和翻译技巧，而是想与复调小说理论进行印证，关注点在于陀翁小说是否像巴赫金说的那样奇妙。为此我还再次阅读了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些作品。两相比较，的确可以发现创作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如在营造交谈氛围特别是紧张交锋包括内心争执方面，陀翁能够超越传统，另辟蹊径，其创新性更胜一筹。”
凌建侯表示，进入21世纪，他成为了高校专职教师，主讲俄语文学专题课。系统阅读俄罗斯文学经典，跟踪最新俄语作品和中文翻译情况，搜集和了解俄罗斯文学史，是必修的功课，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外文文献是这门必修课的重要内容之一。2009年河北教育出版的陈燊先生主编的中文版22卷《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2003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百科词典》都是他常备的工具书。
凌建侯指出：“随着阅读视野的不断扩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除了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高超的创作技法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还意味着深邃的思想和深入理解俄罗斯民族性的重要途径。”
专家继续介绍说：“几年后我如愿读博，因研读巴赫金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之需，我从图书馆借阅了《穷人》、《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等中译本，而文学史课上被老师誉为‘天鹅之歌’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我阅读陀翁作品，主要不是为了学习俄语和翻译技巧，而是想与复调小说理论进行印证，关注点在于陀翁小说是否像巴赫金说的那样奇妙。为此我还再次阅读了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些作品。两相比较，的确可以发现创作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如在营造交谈氛围特别是紧张交锋包括内心争执方面，陀翁能够超越传统，另辟蹊径，其创新性更胜一筹。”
凌建侯表示，进入21世纪，他成为了高校专职教师，主讲俄语文学专题课。系统阅读俄罗斯文学经典，跟踪最新俄语作品和中文翻译情况，搜集和了解俄罗斯文学史，是必修的功课，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外文文献是这门必修课的重要内容之一。2009年河北教育出版的陈燊先生主编的中文版22卷《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2003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百科词典》都是他常备的工具书。
凌建侯指出：“随着阅读视野的不断扩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除了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高超的创作技法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还意味着深邃的思想和深入理解俄罗斯民族性的重要途径。”
在他看来，陀翁在俄国当时纷繁复杂的众多思想派别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建立了自己的根基派，预见到西欧诸如理性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革命民主主义、物质至上主义、科学主义等思潮可能带来的危害，试图立足东正教思想，以道德理想为根基，实现普希金眼中“俄罗斯的欧洲人”——更宽泛地说是想在历史包袱相对较少的俄罗斯民族身上实现“全人类性”的目标。陀翁的思想主张和艺术创新，获得了许多褒奖者，也遭致了不少批评者。有趣的是，褒贬主要都集中在了他所特有的讲求道德与情感的“俄罗斯民族性”，从中亦不难发现19世纪中后期斯拉夫派、西化派、根基派、革命民主义派之间激烈交锋的影子。当代的褒贬，究其实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以前斗争的延续，无论捷克人马萨里克、米兰·昆德拉还是俄罗斯人纳博科夫、奥列沙，不喜欢陀翁近乎于病态的情感描写和近乎于强迫的道德拷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陀翁所选择的不同于西欧国家的道路终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其悲天悯人的情怀正是伟大作家之伟大所不可或缺的。
凌建侯最后总结指出，因此，不管持何种立场，若想真正了解何谓俄罗斯民族性，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无疑是一条捷径。
凌建侯最后总结指出，因此，不管持何种立场，若想真正了解何谓俄罗斯民族性，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无疑是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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