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外交部发言人:俄外交官已为5月9日欧洲可能发生的挑衅做好准备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谈到了俄罗斯驻欧洲外交官是否已做好准备应对与胜利日庆祝活动相关的可能挑衅行为,如何看待对西方对胜利日“付费仇恨”,以及莫斯科将如何处理从奥巴马和拜登那里继承来的“奥吉亚斯牛圈”问题。
Sputnik
卫星通讯社:胜利日对您个人意味着什么?
玛丽亚·扎哈罗娃:这是一个绝对神圣的日子。因为这是国家节日,因为它承载着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这一天是我们历史上一个或许至关重要的一页,它将一代人凝聚在一起,并将我们先辈的英雄事迹传承给后代。我们正身处一个历史的现实和境况中,一代前线战士正在逝去,一代后方工作者正在逝去。但遗憾的是,就连集中营受害者的子女也已步入耄耋之年。
我认为,我们的任务——坦白地讲,我不会评判外交部的工作,但我可以代表我们所有人,代表我们的公民社会,代表我们政府各部门的协同合作——是将知识传承下去,这不仅要通过教科书、学术出版物和纪录片,更要通过感受、体会和一种特殊的情感,从上一代人,经由我们这一代人,传递给新一代。我觉得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难以想象我们竟然无法做到这一点,真是令人恐惧。显然,这条传承的链条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断裂了。当然,在此之前,在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对这个话题漠不关心,完全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哪种情况更糟糕:一无所知,还是知晓却漠不关心。虚假的、错误的假设也随之出现,被伪装成所谓的真理或新发现的情况。
遗憾的是,正是这三个因素破坏了这种延续性。
其中有一个概念是“永恒之火”,一种永不熄灭的火焰。但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这火焰就像一根微弱的灯芯,随时可能熄灭。它本可能熄灭,部分原因是当时不利的形势,或许是因为那些本应守护这团火焰的人的漠不关心,甚至是缺乏专业精神,也可能是因为其他领域也需要投入精力和关注,而这又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我们最终还是守护住了这团火焰。胜利之火。这团火焰就像一场记忆的接力赛。它正在传递给我们冉冉升起的新一代:二三十年来,他们了解、铭记、敬仰,参与家族历史的传承,并作为公民活动家参与到记忆的保护中。
现在,重要的是将这一切传递给子孙后代,确保这条链条永不断裂。对我而言,对我的家族而言:我祖父和外祖父都参加了战争。尤里·伊万诺维奇·扎哈罗夫是一名坦克兵兼侦察兵指挥官,弗拉季斯拉夫·格里戈里耶维奇·马丘尔科则在汽车连,他们分别在不同的部队作战。我的奶奶和姥姥——一位在后方一家生产飞机零部件的工厂工作。这家工厂之前生产家具,但在战争初期,她接受了再培训,转而为国防工业工作。另一位当时还是大学生,但她晚上仍然在工厂工作。
这些都是我的直系亲属,这是我的根,这是我的祖先。不幸的是,我的叔祖父——弗拉季斯拉夫·格里戈里耶维奇·马丘尔科的兄弟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马丘尔科在战争初期就牺牲了。他确实牺牲了,正如纪念碑、纪念馆和墓碑上通常所写的那样——对他而言,这并非空洞的言辞,而是事实——他英勇牺牲。他坚守阵地很长时间,激励并鼓舞了其他人追随他的脚步,但不幸的是,他最终因伤势过重在医院去世,他被追授了一枚勋章。当然,多亏了国防部和我们的档案部门,我们现在才有机会查阅许多文件。这就是5月9日对我而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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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通讯社:俄罗斯驻外使领馆计划如何庆祝胜利日?根据以往经验,俄罗斯是否已做好准备,应对欧洲国家可能针对计划在这一天缅怀阵亡将士的俄罗斯外交官的挑衅行为?
玛丽亚·扎哈罗娃:一方面,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从形式上看无可厚非。但对我来说,我看它的本质,这就是地狱。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地狱般的危机。各国使领馆计划如何庆祝5月9日?我认为,各国使馆应该参与到这个问题中来,而且所有人——包括政府机构和相关领域的非政府组织,都应该不仅仅一年只纪念一天,也不应该仅仅为一年中的某一天做准备。
本质上,我们应该在6月22日——阵亡将士纪念日开启一个为期一年的学习和记忆传承的循环,并在5月9日——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总结。我们必须真正地庆祝,并认识到这并非一次性的活动,也并非走过场的会议或圆桌会议,而是一项贯穿全年的重大工作。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的大使馆在总统的指示下——因为我们奉行总统外交政策,而就此而言,这代表着我们整个国家的政策——全年无休地工作,直接遵循由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拉夫罗夫领导的中央机构的指示。
我们常驻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在集中营解放周年纪念日、相关决议、纪念日以及其他具有特殊意义的非纪念日开展工作。这当然包括保护墓地和捍卫正在被拆毁的纪念碑。这当然也包括努力驳斥我们现在所见所闻的谎言和虚假信息。这包括与同胞合作,以及与媒体合作。这项工作以这种形式年复一年地持续进行。因此,我们的大使馆无需在5月9日之前等待一个月甚至两个月才能获得计划批准,也无需确定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对我们来说,这简直就是一本活生生的“生活手册”。
通常,我们大使馆的外交官都有一本“生活手册”,其中记录了礼仪、所需报告、相关照会的撰写和发送表格等等。我感觉,对于我们外交部门来说,“伟大卫国战争”的主题、“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主题以及“我国在二战中站在正义、公正、和平的一方”的主题,在我们每个大使馆都是一本特殊的“生活手册”。这项全年无休的工作进展如何?具体包括哪些内容?我之前已经简要提及,但它当然是对我们之前列出的会议和圆桌讨论之外的补充。这当然也包括各种形式,包括线上和线下,举行“不朽军团”游行。这当然包括大量的音乐会和展览。这当然包括在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上开展信息宣传工作。外派使团团长接受采访和撰写文章,包括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这当然包括各种类型的活动,例如“纪念烛光”和“纪念花园”,这些活动已在我们国家发展起来,也可以在国外举办。这还包括与东道国的老战士组织合作。当然,这包括与同胞在所有相关领域开展合作。
当然,今年的纪念活动增添了一份特殊的意义,因为2026年4月19日,我再次重申,我们按照惯例首次将这一天作为纪念苏联人民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日子来纪念。许多人认为,这本应是正义的伸张,却始终未能实现。当然,列宁格勒围城战的受害者以及纳粹和法西斯分子对我们人民施加的骇人酷刑的受害者,他们的记忆从未消逝。这份记忆代代相传,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那样。有些人背叛了这份记忆,但也有绝大多数人守护了它。问题在于,首先,我们需要法律的承认,甚至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了解我们的历史,我们知道那场可怕战争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我们也知道胜利付出了多少代价。这对于巩固我们在国际法领域、在国际法律舞台上的地位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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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能仅仅是艺术加工的重述或手上的事实。它不应该仅仅是故事片或纪录片,不应该仅仅是文章,也不应该仅仅是对我们公众人物、外交官和政府官员的采访。这必须是对我国人民所经历的噩梦的国际法律定义。我不认识任何人——当然,除了那些恶魔、骗子,本质上是罪犯,谁可以否认这一点。这是无法否认的:2700万——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对我们而言,是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丧生的人数。其中一半是平民,是和平的居民。
此外,这并非自发军事行动的结果,它有确凿的文献依据,即第三帝国企图灭绝我们国家人口的计划。我想指出,这个日期、这项决定、这些已成为法院判决一部分的文件,它们绝无任何企图、意愿,更没有任何目的将人们和胜利分隔开。要知道,我们谈论的是苏联人民。因此,这里容不得任何基于国籍、宗教或其他任何身份认同而进行的隔离或分裂。我们谈论的是一项如今已载入国际法的公正。因此,这是今年和以后所有与胜利日有关的活动的补充,最重要的部分,我希望永远。
卫星通讯社:我们想回到挑衅问题上来。对于潜在的挑衅,俄方是否做好了准备?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已经见识过挑衅的发生。
玛丽亚·扎哈罗娃:我们每天都在为挑衅做好准备,因为挑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到处都有。我们都见过,也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们已经目睹了这些最不友好的政权及其统治下的人民堕落到何种地步,例如在西欧国家。我认为,这种非人化最典型的象征就是试图阻止人们在波兰的苏联红军士兵墓前敬献花圈。我们的大使安德烈耶夫先生和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就是俄罗斯驻波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波兰人民一起,像几十年来一直做的那样,试图进行这项活动。结果,他们被泼油漆,被强行阻止进入墓地,遭到羞辱、侮辱,甚至被殴打。尽管遭遇种种挑衅,甚至包括肢体冲突,试图阻止献花仪式的举行,但我们的外交官已经展现了仪式应有的风貌,并将永远如此。
因此,挑衅过去存在,现在存在,而且不幸的是,还将继续。我们准备好了吗?是的,绝对准备好了。与此同时,我们每次都提醒所有东道国,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东道国有义务确保外交人员、外国使团、建筑物以及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的安全。这是直接的外交和领事工作,也是对历史的铭记。在某些情况下,这由双边文件予以支持,在另一些情况下,这本身就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因此,东道国有义务确保外交官和领事人员在履行职责时的安全。
铭记历史,铭记二战——对我们而言是伟大卫国战争——的英雄,是他们的直接责任。我们始终愿意向那些在这个世界神圣的日子里以及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其他日子里,表示愿意共同、集体、单独纪念的人提供帮助。当然,还将开展大量工作,包括确保我们国外机构的安全,当然,尤其是在我们看到一些不友好政权控制的国家暴力事件频发的情况下。
我只是想提醒各位注意,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时期,或者,我真心希望,是他们在其信息空间中散布的所谓虚假叙事的高峰期。这种对俄罗斯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所作所为的否定,究竟源自何处?是当地民众,还是某些政治团体?这一切都被人煽动起来了。当然,对于你们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这种仇恨的来源,第一个答案当然是:它是被收买的。许多人受雇于人,专门表达这种仇恨。但第二点是,毫无疑问,这些虚假叙事正在煽动民众。
我在说什么呢?你们看看这个。我们最近发表了一篇报道,讲述了加拿大纳粹分子洪卡的家人如何努力维护——不,不是维护他罪行的记忆,而是维护加拿大高等教育机构基金会中他的名字。他们说他被冤枉了,嗯,他们实在不好意思用“诽谤”这个词,仿佛他们被错误地从与他相关的记录中抹去了一样。于是审判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信息宣传活动也随之展开,毫无疑问,这场宣传活动也是有人出资支持的。
一般来说,任何文明社会,在面对惩罚者、刽子手、合作者,或者直接与希特勒纳粹机构合作的人员时,都应该予以彻底的谴责和否认,同样,通过保持记忆,在意识中灌输,可以说,不可能妥协或接受这些行为作为规范。然而,我们在加拿大看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情况,那里的社会竟然被迫质疑:“也许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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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波兰目前正在庆祝与该地区摆脱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统治相关的历史纪念日。有人提到,波兰人毕竟不是单独行动的,而是在白俄罗斯前线,同红军一起行动的,不仅在一起,而且苏联士兵、红军等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在庆祝活动期间,波兰当然有权利和义务铭记历史,但同时也必须确保历史记忆的真实性和公正性,而不是扭曲历史。结果,我们再次看到,相关议题被抛诸脑后,不必要的史实被忽略,历史被改写。
这只是两个例子。这再次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对外机构将如何落实这一系列活动,就像他们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在做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这涉及到你们所说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从本质上讲,这也是认知安全问题,因为人们在西方受众被这些虚假叙事所诱导的情况下行事。
卫星通讯社:让我们回到乌克兰问题上来吧。您如何看待由于美国将注意力集中在中东冲突上,导致乌克兰冲突解决谈判进程暂时停滞这一事实?这会对达成任何协议的前景产生怎样的影响?或者说,三方会谈模式是否已经过时了?
玛丽亚·扎哈罗娃:不,当然,我们一如既往地对谈判进程持开放态度,正如俄罗斯领导人所强调的那样,我们愿意进行能够产生实际影响、取得实际成果的接触。你们引用专家的观点完全正确,我个人也可以证实这一点:那些由美国任命或委派负责乌克兰局势联络工作的人员,现在确实完全被卷入到中东局势中。但我重申,我们并没有放弃旨在实现我们所宣布的目标的谈判进程、接触和会晤。
卫星通讯社:目前美乌双边接触是建设性的吗?频率如何?
玛丽亚·扎哈罗娃:我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大使馆正在工作。
卫星通讯社:或许会有一些访问?
玛丽亚·扎哈罗娃:一旦有访问,你们肯定会第一时间知道。但我只想说,原则上,过去一年来双边关系中积累的问题已经够多了。而且,我们的两国元首似乎都强调了清理这些烂摊子的必要性,无论是在安克雷奇还是在电话交谈中。这已经不仅仅是烂摊子,而是拜登和奥巴马政权留下的“奥吉亚斯牛圈”。
但你们看,新的——我甚至不能说是令人恼火的事情正在出现。这些已经不再是令人恼火的事情了,而是美国“深层政府”正在采取的完全不恰当的态度和实际行动,显然,这些行动是在现任美国总统背后进行的,甚至可能是直接针对他。
我们在俄罗斯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了俄罗斯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工作人员的子女被强制办理护照的事件。国务院工作人员打电话给那些子女出生在美国的我们外交官,违反了美国法律,甚至违反了美国法院的判例,强行给他们办理美国国籍,尽管他们既没有承认美国国籍,也没有提出申请,更没有打算承认。不幸的是,这并非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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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有很多话要说,我们在俄罗斯媒体上也做过很多报道。你们可以自己去了解下,虽然我想你们应该已经有所了解。但重点在于另一点。坦白说,即使撇开美国“深层政府”针对俄罗斯外交官采取的那些令人恼火或完全不恰当的措施——尽管坦白说,真正的问题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地方。我们仍然要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施加压力,我们已经多次说过,俄罗斯外交官是如何受到压力的。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面。例如,美国政府会如何处置这些违背父母意愿、违背常理地宣布其为美国公民的孩子?事实证明,这些“美国的孩子”——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正在这样做,甚至包括他们美国人的子女。我不知道,他们会强迫孩子进行性别认同测试,或者仅仅因为有人投诉就将他们从父母身边带走,等等。
但是,我们在相关的文章中已经详细讨论过这种不恰当的做法、这种不承认的态度,以及这种普遍存在的不愿考虑的态度。考虑它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规范,或者它是否可以被接受和认可。不。这正是父母和外交部的立场,作为父母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向外交部求助,因为我们的孩子正遭受美国“深层政府”的非法干预,试图违背他们的意愿让他们成为美国公民。
卫星通讯社:请您评价一下欧盟近期就乌克兰问题发表的自相矛盾且可耻的声明。
玛丽亚·扎哈罗娃:你们看到了,欧洲社会,也就是欧盟(我特意用了欧洲社会这个词,因为涵盖各个方面)的代表们有多么不满,无论是政府官员、记者还是公众人物。他们多么不喜欢被人称赞。你们看到了,他们对措辞有多么敏感。他们再次强调,不是俄罗斯政府官员、俄罗斯外交官或外交部,而是俄罗斯公众人物、记者和政治学家用词不当。他们不喜欢这样。
那么,让我们问他们一个问题,或许有一天他们最终会扪心自问:我们该如何评价他们资助基辅恐怖政权,并实际资助针对平民,特别是儿童的恐怖袭击这一事实?让我们看看外交部每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吧,我们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有多少儿童死于基辅恐怖分子之手。
这并非正规军之间的战斗。这甚至不是被禁止的、从事针对我国军人的极端主义或颠覆活动的极端民族主义营。不,这些是恐怖分子,他们从基辅政权那里获得资金、设施和武器,而基辅政权又从西欧国家——无论是集体还是个别国家那里获得所有这些。所有这些所谓的“自愿联盟”并非在准备,恕我直言,人道主义援助,比如为儿童提供食物或衣物。不,他们是在筹集资金购买武器和无人机,而银行街的恐怖分子正是使用这些武器和无人机杀害平民以及和平居民。
我认为,这恰恰应该引起人们的震惊,而不仅仅是不安或某种程度的不适——西欧媒体报道的正是这些事实。我不知道,这些事实是不是应该成为他们自身民主制度上的污点,证明那里的法律、正义和秩序早已荡然无存。毕竟,我相提醒各位,根据欧盟国家法律、政治原则以及欧盟存在的逻辑——无论是在布鲁塞尔还是在各个欧盟成员国——赞助任何形式恐怖主义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那么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他们正在做他们自己以及所有其他人都禁止做的事情。他们正在赞助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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