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同社说，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澳国防部表示，当天澳政府已就澳海军采购首批3艘护卫舰签署相关合同。这批舰艇将由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建造，首舰计划于2029年交付。共同社称，该合作项目下将建造11艘舰艇，最初3艘计划由三菱重工在日本国内制造。澳政府称，未来10年间将最多投资200亿澳元（约合143亿美元）。
根据日本现行“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指南，日本向其他国家出口防卫装备原则上仅限于“救援”“运输”等5种后勤用途类型，不得出口杀伤性武器。根据计划，新型舰艇将首先在日本国内建造，实际上属于护卫舰出口。
对此，陈弘认为，日澳围绕“最上”级护卫舰的联合开发，已经很难再用“防务合作”来掩饰，其本质是以工业合作为外衣的安全绑定升级。
“澳大利亚与日本推进11艘舰艇项目，首批在日本建造、后续转入澳本土生产，这种安排显然不是一次性采购，而是从造舰到维护、再到升级的全链条捆绑。说得更直白一点，这不是一个‘买船’的问题，而是在共同搭建一个长期运转的军事协作体系，一旦成型，所谓伙伴关系就会迅速滑向事实上的准同盟。” 陈弘解释道。
他进一步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合作正在把亚太安全推向阵营化轨道。
陈弘说：“日本借防务出口进一步突破战后约束，推动自身从受保护者转向输出者。澳大利亚则打着主权工业能力的旗号，在强化本土建造的同时，更深嵌入美日主导的安全网络。两者相互绑定，本质上是在共同强化一个排他性的安全结构，其逻辑不是稳定，而是对抗。这种趋势的风险正在现实化。它会放大安全困境，一方防御升级，另一方却感知为威胁，从而不断加码；它会推动军备竞争常态化，从装备到体系协同，竞争层层升级；更会提高误判概率，一旦日澳在作战体系上趋同，任何摩擦都可能被放大为联动对抗。更关键的是，这种合作嵌入美国推动的小多边机制之中，本质上是在用小圈子侵蚀地区原有的开放性安全架构。”
本月早些时候，共同社报道称，高市早苗政府正在酝酿出台的放宽日本武器出口规则方案，其整体内容已经明确。方案主要包括：取消仅出口非战斗用途的5类防卫装备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出口；对于“被认定为正处于武力冲突的国家”，原则上禁止向其出口武器，但在出于安全保障需要、存在“特殊情况”时，也可作为例外予以批准；此前被视为武器出口“刹车措施”的日本国会参与，将仅停留在事后“通知”层面。
陈弘对此指出，所谓“安全环境恶化”的说法，本身更像一种自我实现的叙事——先通过军事合作制造紧张，再以紧张为理由继续扩军。“威胁被放大、被工具化，最终服务于军费增长和同盟加固。”他解释称。
日本欲为武器出口大幅“松绑”的企图引发各界担忧和反对。当地时间4月19日，超3万名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强推修宪、企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
对此，中国外交部在2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正因如此，日本修宪问题事关战后国际秩序和日本走向，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高度关注。然而日方至今未能深刻彻底反思侵略历史，一些势力还妄图美化洗白侵略罪行，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导致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对此应当高度警惕。
陈弘表示，面对日本扩军趋势，中方既不能低估其影响，也不必被其节奏牵引。他说：
“一方面，应持续揭示这种阵营化合作的本质，强调亚太需要的是包容性安全；另一方面，也要稳步提升自身安全能力，防止误判。同时，通过与地区国家深化合作，对冲对抗性叙事。说到底，问题不在于多了几艘军舰，而在于一种危险逻辑正在扩散。也就是用结盟对抗替代共同安全。一旦这一趋势延续，亚太稳定的基础将被持续侵蚀，地区只会走向更加紧张与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