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泳介绍称，3月5日自称由前警察和前自卫队队员组成的组织向中国使馆寄出恐吓信，使馆收到恐吓信后报警，但日本警方未给予重视，未采取有力措施，至今没有查明事实真相。19天后就发生了现役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持刀翻墙闯入中国使馆的严重事件，中方紧急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在闯馆事件发生仅一周后，3月31日，又一名自称应急预备自卫官的人，通过网络向中国使馆发出恐怖威胁，称其在使馆内安装了远距离遥控炸弹。
施泳表示，使馆就近期系列恐怖威胁事件与日本警方交涉近30次，但相关案件调查始终未取得进展。
在回答对于一系列恐怖威胁事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的提问时，施泳指出，该问题应该由日方严查，一系列恐怖威胁事件的涉案人员，均有或自称有自卫队的背景，这很不寻常，应查清背后是否有系统组织，是否得到什么势力的授意指使。
对此，陈洋表示：“中方此次公开披露细节，尤其强调“事前已报警、事后仍再遭威胁、警方未充分应对”，实际上把问题性质从单一治安案件上升到了驻外使馆安全责任与国家治理责任层面。从外交惯例看，驻在国依法保护外国使领馆安全，是最基本义务。”
至于日本相关方面迟缓反应，陈洋认为，可能有如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日本警方可能存在“低估风险”的惯性思维。长期以来，日本社会治安总体较稳定，一些部门容易把恐吓信、骚扰行为视作恶作剧或个人极端言论，未及时按涉外安全事件规格处置。但问题在于，针对外国使馆的威胁，本就不应按普通民事滋扰看待，而应按政治安全事件处理。
第二，对涉自卫队背景人员存在顾虑。中方提到涉案者“均有或自称有自卫队背景”，这非常敏感。如果嫌疑人确与现役或退役军事体系有关，日方调查就不仅是治安问题，还可能牵涉军纪、意识形态渗透、文官统制有效性等更深层议题。部分部门可能因此倾向低调处理、避免扩大化。
第三，日本国内右翼氛围外溢。近年来，日本政治右倾、安全议题升温，对华强硬在部分舆论场被视为“政治正确”。在这种氛围下，针对中国机构的极端言行，可能被某些人默许、淡化，导致执法尺度失衡。这种社会心理若持续，将使零星极端行为更易升级。
陈洋认为，此事对中日关系的冲击不容低估。他解释道，首先，它将进一步损害双方本就脆弱的政治互信。外交机构安全是国家关系底线，一旦底线失守，双方互信必然受损。其次，事件容易刺激两国民间情绪对立，影响旅游、留学、经贸等交流合作。最后，若日方继续以“个案”轻描淡写处理，只会让外界怀疑其纵容极端势力，从而给地区安全局势增添新的不确定性。
闯馆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仅以“令人深感遗憾”来回应，至今没有道歉。施泳称，中国驻日使领馆人员和馆舍安全仍然时刻面临威胁，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只要肇事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类似的恶性事件就还会再发生。
对此，陈洋表示，当前关键在于日本政府是否愿意正视问题、彻查真相，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如果只是口头表示“遗憾”，却回避责任、敷衍处置，事件恐难平息，并可能演变为中日关系新的安全裂痕。对日本而言，这既是一次外交考验，更是一次治理能力与政治诚意的检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1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针对中国驻日外交机构的滋扰和挑衅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值得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深思。如果对此类案件轻描淡写，甚至转移视线、混淆是非，只会从恶如崩，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导致更多日本民众深受其害。“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也将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查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