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机构的参与范围主要限于与全球挑战相关的领域，例如气候、生物多样性和粮食。在人工智能、电信、微电子、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高科技项目方面实际上被拒之门外。这标志着“低风险开放，高风险限制”原则已制度化。
• 该计划形式上侧重于民用研究，但实际上欧盟是在扩大对“敏感技术”一词的解释。这标志着科学全球化模式正向技术选择和合作伙伴筛选模式的转变。布鲁塞尔方面将这些举措归因于对安全的考量，但批评人士指出，该计划的民用性质与其事实上的“安全化”之间存在矛盾。
• 在限制措施实施之前，中国机构参与了超过一百个“地平线欧洲”项目，欧中联合出版物数量稳步增长，其科学影响力堪比跨大西洋合作。
• 这些限制措施恰逢中国在量子研究、下一代电信标准等诸多前沿领域地位不断提升之际。在此背景下，欧盟的这些措施不仅被视为一种保护措施，也被视为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维护自身技术主权的尝试。
• 在欧盟内部，这项政策符合近年来欧盟对华“风险规避”战略，也反映了其成员国在技术独立问题上寻求更强硬立场而表现出来的压力。
欧盟的上述决定反映了欧洲战略自主与对国际科学合作的依赖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正在发生一种转变，即从互补型科学伙伴关系的逻辑转向优先考虑战略自主性的选择性互动模式。这种转变降低了关键技术转让的风险，但同时也限制了联合突破性研究潜力的发挥，进而加剧了全球科学领域的碎片化以及中欧之间的结构性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