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一年来，加快美丽中国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扎实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持续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库保护，启动实施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加快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第一批“沙戈荒”新能源基地项目基本建成投产，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3亿千瓦，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
摆脱“资源诅咒”：技术突围破解对外依存困局
受“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制约，中国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结构性偏高。其中原油对外依存度长期居高不下，自2018年突破70%后，2024年仍高达72.2%，预计2025年维持在73%左右。天然气方面，目前约40%的消费量依赖进口。这种高度依赖进口的局面，构成了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挑战。
针对可再生能源和储能的快速增长是否能降低中国在化石燃料市场遭受外部冲击的脆弱性，许勤华指出，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发展正重塑中国能源安全的底层逻辑。这种影响并非简单的“资源替代”实现，而是完成了从“资源依赖”向“制造与技术自主”的范式转型。
专家指出，中国传统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长期较高，当国际市场出现冲击——例如战争、制裁或供应链中断时，国内经济容易受到输入型通胀影响。而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具有边际成本低的特点，一旦装机完成，其发电成本基本不受国际油气价格波动影响。因此，随着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上升，国际油气价格对国内能源价格体系的影响会逐步减弱。
专家进一步分析，新能源装机量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能源体系的结构性安全，中国的能源安全不再取决于海外油气资产以及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稳定，而是受国内“电网稳定性与储能容量”影响。随着新型储能与特高压输电技术的普及，中国能源体系的自主可控性显著增强，对外部能源供给中断的脆弱性得以结构性缓解。
许勤华强调，这种转型是渐进的“结构性替代”，而非一蹴而就的瞬时“脱钩”。传统工业对于油气的路径依赖依然深厚；交通运输部门的航空与航运领域，石油替代速度也相对缓慢。当前中国的能源绿色转型正处在“破”与“立”的战略交汇期，如何处理存量化石能源的稳定供应与增量新能源的有序并网之间的关系，是当前能源政策必须面对的挑战。
角色跃迁：从能源输入国到方案提供者
谈及绿色转型对国际合作的影响，许勤华表示，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与气候危机的双重浪潮之下，能源绿色转型不再只是可选项，而是成为必选项，它正在根本性地重构国际地缘经济格局。对中国而言，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与产能的输出，更是从“能源输入国”向“全球绿色方案提供者”的角色跃迁。
截至2025年底，中国多晶硅、硅片全球产能占比分别高达96%和96.2%，电池片、组件占比达91.3%和80.1%；动力电池领域，中国向全球供应超60%的动力电池，全球装车量前十企业中企占据七席。通过“一带一路”，中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项目合作，2025年“新三样”出口额达1.28万亿元，同比增长28%。
她表示， 中国凭借先进的新能源技术已成为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的核心供应商。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中国正向全球提供具有价格竞争力的绿色技术和解决方案，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转型，获得普惠性发展。全球碳中和目标使得绿色能源也正成为各国的共同利益。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入和产能，有助于全球碳减排目标的达成，在气候峰会、绿色技术标准共建等领域的多边合作也推动了绿色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博弈新局：协同与摩擦并存
然而，随着绿色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国际合作也面临新的挑战。许勤华分析，绿色转型推动国际合作从传统能源博弈转向绿色技术、产业链、气候治理的深度协同，既催生了新型伙伴关系，也引发规则与竞争博弈。
首先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出于保护本土产业的考量，开始频繁使用‘产能过剩’论调或加征关税等手段进行‘去风险’。这意味着未来的国际合作将更多地伴随着贸易规则的博弈。
其次，资源供应链争夺也成为热点，能源博弈正在从“原油供给”转向“关键矿产（锂、钴、稀土）供应链”与“高端制造工艺”的争夺。
最后是规则主导权之争，绿色话语权、碳排放标准与减排责任划分，已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谈判桌上的核心议题。
专家总结道，关于绿色转型的国际合作将呈现“协同与摩擦并存”的双轨特征。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刚需，以合作为主基调；另一方面，在清洁能源产业链关键节点的控制权上，国家间的博弈将更加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