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联盟中自民党获316席，单独超过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议席门槛，属战后首次。陈洋指出，选举结果“毫无悬念”地确保高市留任，并“在制度层面极大强化了自民党的立法主导权”，使日本政治正式进入一个“权力高度集中期”。
陈洋分析称，自民党在众院压倒性优势将改变日本政治生态：将使高市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几乎不再受在野党牵制。即便参议院未占多数，众院仍可启动再表决机制单方面推动法案，令政府在防卫、安全、经安乃至修宪议题上“拥有前所未有的操作空间”。
他进一步解读选举结果的社会政治内涵：“这一结果不完全等同于日本社会整体‘右转’，而是结构性政治选择产物。一方面，在野党长期分散、缺乏清晰的政策主张与可信的执政形象，难以形成真正的替代力量；另一方面，在通胀压力、日元贬值、地区安全环境趋紧等多重不确定性叠加背景下，选民更倾向于将选票投向‘稳定’‘强势’的执政党。高市将强硬外交安保与短期经济纾困捆绑，塑造了‘强政府才能应对危机’的叙事。”
谈及政策走向，陈洋预判此次选举为“激进化”提供条件：高市一贯主张突破“专守防卫”的传统解释，强调强化反击能力、提高防卫预算、推进安保立法的制度化。在众院几乎不存在实质性政治阻力的情况下，这些政策主张有望加速落实，并通过‘事实先行’的方式为修宪创造条件。日本安保政策料将进一步摆脱战后克制框架，向更具进攻性色彩的威慑逻辑转变。
选举后，高市早苗2月9日就中日关系称，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方针不变，将“继续沟通，从国家利益出发冷静妥善应对”。
陈洋指出，中日关系面临的是“制度化收紧”而非简单对抗升级。在涉台、涉海等核心议题上，日方政策表述将更明确强硬；战略上将“更主动地嵌入美国对华战略框架”。压力将通过规则、立法及多边机制实施，例如以“经济安全”“供应链韧性”为名立法，利用G7、Quad等多边平台塑造共识，使摩擦“更具长期性和结构性，缓解难度明显加大”。
但他同时强调，日本不具备对华全面对抗条件，经济高度互依使工商界及地方仍有强烈合作需求。因此，高市对华政策很可能呈现“政治安全领域强硬、经贸领域审慎分化”的双轨特征，经贸往来等“稳定器”作用正在减弱。
陈洋总结说，此次选举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一个更集中、更强势、也更容易陷入路径依赖的日本政府正式成型。对中日关系而言，这并不意味着立即失控，而是进入一个摩擦常态化、风险前移、战略互信持续下滑的新阶段。未来一段时期，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是否出现突发性事件，而在于双方能否在战略认知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避免误判与政策外溢。这不仅考验外交技巧，更考验战略定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2月9日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日政策保持稳定连续，“不会因日本某一次选举而变化”。他敦促日方“正视而不是漠视国际社会关切；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不是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而不是背信弃义”，并警告“日本极右翼势力若误判形势、恣意妄为，必将遭到日本人民的抵制和国际社会迎头痛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