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达尔文港租约始于2015年，澳大利亚北领地政府以5.06亿澳元的价格，将港口99年的所有权出租给中资企业岚桥集团。澳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连任后多次承诺，其政府将收回达尔文港。据媒体报道，尽管澳方多轮审查均表明，将达尔文港出售给中企并不存在所谓“国家安全风险”，但阿尔巴尼斯仍宣称，这笔交易不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
对此，陈弘认为，澳大利亚对达尔文港的执着，本质上是一种被安全叙事绑架的政治焦虑，而不是理性、冷静的国家利益计算。
他对卫星通讯社说：“这个港口当年是在完全合法、公开、透明的商业框架下，以99年租约方式引入中国企业投资的，既不是军事基地，也不涉及主权转让。如今却被反复包装成‘国家安全漏洞’，恰恰说明问题并不在港口本身，而在澳大利亚自身战略的一大错误判断。”
专家指出，事实上，达尔文港已成为澳大利亚对美战略依附的象征性筹码。随着澳方不断将自身安全与美国“印太战略”深度捆绑，任何与中国相关的基础设施都会被预设为“潜在威胁”，哪怕缺乏事实依据，也要先入为主地加以构陷和破坏。
陈弘表示：“所谓‘国家利益’，在这里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偷换概念，实质上服务的是同盟政治和国内政治表演，而不是澳大利亚经济长期利益或国际信誉。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是，澳大利亚正在把依法治国、契约精神和投资安全，主动让位于情绪化的安全想象，这对一个以‘规则’和‘法治’自诩的国家而言，本身就是巨大的自我否定。”
专家分析称，澳方在短期内几乎不可能真正“放下”达尔文港议题，因为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港口，而是一张政治标签、一面意识形态旗帜。
“政府即便明知强制收回代价高昂，也会在制度设计上不断加码，通过审查、评估、立法威慑等方式，逼迫中国企业‘知难而退’，从而制造一个‘看似合法、实则政治驱动’的退出结果。但这种做法无论包装得多么精致，本质上都是对市场原则和国际投资规则的破坏。” 陈弘进一步指出。
面对澳方压力，中国多次阐明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事回应称，中方愿意重申，有关中国企业是通过市场的方式获得达尔文港的租约，其合法权益应该受到充分保护。同时，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千表示，“如果岚桥集团被迫退出该港口，我认为这也可能影响中国企业与澳大利亚该地区之间的实质性投资、合作与贸易。”
对此，陈弘警告称，如果事态继续沿这一轨道发展，真正受损的将不仅是中澳关系，更是澳大利亚自身的国家形象和战略信誉。
他说：“一旦‘政治不喜欢’就可以推翻既有商业合同，澳大利亚未来很难再以‘安全、稳定、可预期’的投资目的地自居。更重要的是，达尔文港问题将再次暴露澳大利亚的结构性困境：它一边高喊战略自主，一边却在关键议题上高度外包判断权；一边希望维持对华经贸红利，一边又不断制造新的政治雷区。长远看，这种自我撕裂，才是澳大利亚国家利益面临的最大风险，而达尔文港，则是又一次牺牲自我长远利益的‘示范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