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一项泛欧进程启动，承诺将欧洲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转变为一个和平与合作的地区。此外，还建立了一种框架，以便在欧洲各国发生内部动荡时实现“软着陆”，正如苏联退出冷战、南斯拉夫解体以及随后的苏联解体等事件所表明的那样。
赫尔辛基进程的这一积极潜力始终未能实现，否则过去几十年的整个欧洲历史将会截然不同，我们也不会在乌克兰看到西方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很少有人怀疑欧安组织的存在，它于1995年从一个会议发展成为一个组织（总部设在维也纳），但这并没有改变赫尔辛基进程总体下滑的轨迹。原因如下：
整个70年代几乎都是美国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年代。
越南战争时达到顶峰，随着对金本位制的放弃，美国无力维持其发起的军备竞赛。因此，美国与莫斯科启动了军备控制进程。首个此类协议是1972年在美国的倡议下（因为苏联在这一领域领先于美国）缔结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
一贯主张和平共处的莫斯科不得不欢迎缓和，但却以己度人地评判合作伙伴。事实上，苏联自身也面临着经济和其他问题。
人道主义方面也存在问题——人权和民主发展。这方面自然存在重大分歧，这源于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对抗。
后来，中国的经验表明，可以在不放弃自身身份认同的基本要素的情况下巧妙而灵活地处理这些问题。此外，近年来在拥有独特国家文明的俄罗斯等国盛行的文明方针，使我们的认知体系超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狭隘范围，并使我们认识到，并不存在“普世的人类价值观”和普遍适用的发展模式——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模式。
然而，就在意识形态对抗领域剑拔弩张之际，经贸方面的限制措施开始出台，为当前绕过联合国、以全面经济战争形式进行制裁施压奠定了基础。例如，美国于1974年通过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将经贸关系问题与苏联移民自由联系起来，直到2012年才被废除，只为了以其他借口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从马格尼茨基之死到利特维年科案等，再到指控莫斯科干涉美国大选（这如今已被认定为反对美国民主的阴谋），以及乌克兰危机和后续冲突（这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被认定为“北约与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此类借口层出不穷。
简而言之，《赫尔辛基协议》极力削弱了苏联领导层（后者对此已早有准备），且随着冷战结束使莫斯科置身不利境地。对于这一点，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后苏联事务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得力助手的斯蒂芬·谢斯塔诺维奇，曾在2008年12月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中公开承认过。他提到赫尔辛基进程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指出苏联领导层曾对西方伙伴“抱有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