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在讲话中指出，如果美国足够勇敢和自信，就有机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团结世界。他指出，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新的世界秩序”，因为，在他看来，二战后出现的以美国为主导的秩序“一度运转良好”，但“后继乏力”。
从1973年的智利到2014年的乌克兰，拜登领导的国家帮助推翻了数十个国家的民选领导人，他却毫无愧色地称美国是“世界民主卫士”并依旧是国际社会的“灯塔”，
在拜登访问特拉维夫并发表一番高谈阔论的次日，他支持以色列的话引起美国媒体的负面评价。《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发文指责民主党政府伪善，因为它支持以色列为解决国家安全领域的冲突以“地球和平”和行使自卫权为名义发起行动，但早些时候却批评俄罗斯保护俄语居民，还向乌克兰提供资金和武器。
这些媒体还指出，这是总统的口头策略，目的是逃避对美国政府失败的外交政策和主导的世界秩序承担责任，毕竟，美国不仅放任地区主要伙伴以色列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制造困境，还多次入侵他国（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资助（叙利亚）武装团体，进而导致中东动荡。
应当指出，国际秩序，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通常被理解为一些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论坛（G7）为形式的全球性结构，它们以旨在改善全球治理的多边组织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是为保护美国利益而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国际共存规则很容易为满足美国的需要而改变，这些规则可以一时为惩罚马杜罗政府制裁委内瑞拉，一时又因为需要南美国家的廉价石油而取消制裁。
在军事冲突上下赌注，害怕多极化
为什么美国总统要在象征美国国家权力的椭圆形办公室即白宫总统办公室发表讲话呼吁建设新的世界秩序？又为什么是现在？
拜登本人在讲话中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称，虽然美国介入的冲突“很遥远”，但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同时，他在2024年大选前让国民相信，有必要继续向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数十亿美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拜登不过是重复了布什在入侵伊拉克之前关于“邪恶轴心”的著名言论，只是结合新情况加以改编，为美国介入乌克兰冲突、巴以对抗和台湾周边局势以及向国会请求额外资金的打算找理由。
与此同时，国际问题专家大卫•加西亚指出，拜登讲话中真正的新颖之处在于，其中反应出美国政府对俄罗斯和中国倡议建立世界新秩序感到担忧。
他指出：“显然，美国政府的所有人，从最高决策层到拜登的安全问题顾问以及外交官，都担心俄罗斯和中国的崛起，不仅作为两个大国，还作为全球秩序变革的中心，它们主张建设一个新的、更公平的权力分配体系。”
他还表示：“美国总是在它主导的各种国际论坛上宣扬本国利益和价值观，如我们所见，支持这种行为的人越来越少。”
应当指出，俄罗斯和中国推动的多极化并不主张存在一个控制他国命运的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美国），而是建立在各国比起美国的利益来说更尊重本国利益基础上，无论是在经贸领域，还是在国际政治领域。这种新的国际秩序对全球南方——南美、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尤其重要，这些国家历史上曾是美国及其北约盟国殖民主义和掠夺性政策的受害国。多极化也正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9月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主题。俄外长当时说，“在我们眼前，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正在诞生”。
拜登——无权的统治者
加西亚认为，拜登未指明新的世界秩序下权力如何分配，可以推测，其基础仍与“旧的单极世界秩序”相同，换而言之，即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满足西方跨国公司的利益；把捍卫民主作为借口，用以干预行为在美国看来不完全符合美方利益的国家的内政。
加西亚解释说：“一直以来，统治者们利用新国际秩序的概念来维持势力范围和保护自身利益。每当受益者开始受到什么东西威胁时，就像美国遇到俄中全球影响力增加的情况，就会有人谈到建立新秩序，但美方的规则是不变的，受益者也是不变的。”
加西亚认为，除了拜登提出概念并不明确——也许是故意用模糊的概念来掩饰他谈论的仍然是过去的美国帝国主义政策，他也没有足够的权力和时间来提出某种全球变革。
加西亚总结称：“拜登的任期仅剩一年，关于他2024年再次当选机率的民调结果并不乐观，因此，美国不太可能提议建设新的全球架构，这种倡议有可能会成为新政府上任后不久的大项目，那时候才有政治资本，未来几年也相对明确，但肯定不会在政府最后一年任期里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