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一贯主张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这首先意味着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1日（周三）在莫斯科的一个能源论坛上发表讲话时在谈到不断升级的巴以危机时做出了以上表示。
普京解释说，“一开始的讨论是关于建立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他指的是1947年联合国对巴勒斯坦的分治计划和相应的安理会决议。
他说：“以色列建国了，但巴勒斯坦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存在过。此外，巴勒斯坦人一直认为原本属于他们的部分土地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被以色列占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显然是通过军事力量。”
普京将巴勒斯坦问题描述为“触动中东和全世界穆斯林社区每一位居民的心”的问题，并强调俄罗斯在解决以巴危机上的立场“为以色列方面和我们在巴勒斯坦的朋友所熟知”。
一天前，普京10月10日（周二）在莫斯科会见伊拉克总理穆罕默德·什亚·阿尔·苏达尼（Mohammed Shia Al Sudani）时，将巴以危机升级描述为“美国中东政策失败的明显例证”，以及华盛顿“垄断”解决进程的努力。
普京说，“不幸的是，（美国）并不关心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相反，他们提出了自己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想法，向双方施加压力……但每一次，以色列都没有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试图通过经济援助来收买他们。”
冲突的起源
英国赫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以及隆德大学高级中东研究中心奥洛夫·帕尔梅客座教授拉斐尔·科恩-阿尔马戈尔博士（Dr. Raphael Cohen-Almagor）说，巴以危机是150年前一场“非常漫长……旷日持久的冲突”的结果。
这位教授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19世纪之前的很多很多年里，与犹太人相比，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人口中占多数，这意味着阿拉伯人比犹太人多，有时是犹太人的三倍，有时是五倍。当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出现时，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犹太复国主义源于俄罗斯、乌克兰和东欧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迫害。犹太人想为自己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因为他们想自己谋生，而不是依靠别人。”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19世纪下半叶建立起来，他们慢慢地来到巴勒斯坦定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得到了英国的重要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阿瑟·巴尔福(Arthur Balfour)给英国犹太社区领袖罗斯柴尔德勋爵(Lord Rothschild)写了一封被称为《巴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的信，其中提出了伦敦的正式承诺，允许在当时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
科恩-阿尔马戈博士继续说道，并引用了进入巴勒斯坦的更大移民浪潮的数据——那时，巴勒斯坦处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20世纪30年代，“由于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崛起，这片土地上的定居者增加了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了一波移民潮。1947年，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分割巴勒斯坦的决议。这是在大屠杀和欧洲在纳粹占领下经历的恐怖之后，（包括对数百万犹太人的系统性灭绝）。联合国决定分治，这片被称为巴勒斯坦的土地将被分为以色列和阿拉伯两部分”。
专家补充道，“犹太人很高兴，接受了分治计划。巴勒斯坦境内的阿拉伯人……轻蔑地拒绝了分治计划”，一场残酷的内战随之而来，1948年5月，英国的托管结束，以色列正式宣布建国，促使来自6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入侵该领土，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内战变成了一场更广泛的地区战争。”
专家还称，“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它持续了大约一年半。由于1947年至1948年的内战和后来更广泛的战争，有很多很多阿拉伯难民离开了这个国家，大约有70万人。他们称之为‘Nakba’，意思是‘灾难’。这不是他们的计划。这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认为他们将战胜这个新成立的国家。但是他们输掉了战争。战争的结果是70万难民逃离。直到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他们的子女和孙辈，都在加沙、西岸、黎巴嫩、约旦、埃及和叙利亚的难民营里。这就是巴勒斯坦问题的诞生。”
为什么这场危机看起来如此棘手?
在科恩-阿尔马戈尔博士看来，巴以冲突的终极悲剧在于“我们谈论的是两个民族在一小块土地上的正当权利。双方对以色列/巴勒斯坦都有历史、宗教和民族要求……不幸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许多、许多年来，双方都选择了暴力，而不是和解与谈判。”
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
两国方案的想法——即两个独立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家——已经被讨论了几十年，从前面提到的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计划开始，该计划将赋予巴勒斯坦人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主权，并在东耶路撒冷建立一个首都。
从1991年的马德里会议开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数十次详尽的谈判，最终达成了1993年9月的《奥斯陆第一次协定》和一项《原则声明》——即进一步谈判的框架。2000年在以色列占领领土和以色列境内爆发的巴勒斯坦起义降低了对以色列境内奥斯陆进程的支持。
在随后的20年里，双方进行了更多的直接对话，2002年，由22个成员国组成的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签署了一项阿拉伯和平倡议（Arab Peace Initiative），旨在通过提供与阿拉伯世界的正常化，以激励以色列接受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以换取以色列从被占领土(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以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黎巴嫩的萨巴阿农场)撤军。加上巴勒斯坦难民的“公正解决”，使他们能够返回以色列领土上的家园，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科恩-阿尔马戈尔说：“上一次真正解决冲突的尝试是在2008年。”他指的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Mahmoud Abbas）和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Ehud Olmert）之间持续了两年多的一系列会谈。
这位教授补充道，“自2008年以来，双方或多或少都在浪费时间。2008-2009年、2012年、2014年和2020年发生了几轮暴力事件。而现在最可怕的将是2023年。是的，当双方都相信暴力而不相信彼此对话时，结果就是这样”。他预测，以色列对加沙的地面进攻将导致一场重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因为以色列和埃及似乎都不愿意让难民进入他们的国家。
两国方案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吗?
两国方案并不是解决巴以危机的唯一可能方案，其它方案还包括一个照顾所有居民利益的单一国家的想法，要么是一个分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地区的联邦制国家，要么是为两个社区的成员提供广泛自治权的邦联形式。
“一国解决方案”的想法既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支持，也没有得到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官员的支持，反而得到了以色列记者吉迪恩·列维（Gideon Levy）和巴勒斯坦作家阿里·阿卜尼马（Ali Abunimah）等人的推广。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者认为这是确保公平和平等待遇的一种手段，而支持这一想法的以色列人则认为这可能是唯一有效的长期手段，可以阻止看似无休止的暴力循环。
巴勒斯坦政策和调查研究中心2016年的民意调查发现，36%的巴勒斯坦人、19%的以色列犹太人和56%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支持“一国解决方案”的想法。
相比之下，该中心与特拉维夫大学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33%的巴勒斯坦人和34%的以色列犹太人支持两国解决方案。
卡塔尔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政府学教授迈赫兰·卡姆拉瓦博士(Dr. Mehran Kamrava)认为，“巴勒斯坦国是不可能的”。
卡姆拉瓦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巴勒斯坦被如此有效地肢解，以至于它无法再成为一个可行的国家。但以色列也不能无限期地维持其对巴勒斯坦的令人窒息的占领。它不可能摆脱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民族，也不可能保持对以色列国防部长所说的‘‘人类动物’’的优越地位。唯一的选择仍然是一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一个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比邻而居的解决方案”。
这位学者表示，“包括美国政策制定者在内的每个人都充分意识到，两国方案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站不住脚。但美国和欧盟(EU)，以及其它许多国家声称支持它。这种对站不住脚、不可能的两国解决方案的口头支持，是因为美国不想承认当地的现实是种族隔离，也不想承认目前唯一现实的替代方案是一国解决方案”。
需要乐观主义
当被问及达成公平和持久和平协议（包括巴勒斯坦建国）的前景时，科恩-阿尔马戈尔敦促道：“我们必须保持耐心。”
这位学者强调，“不幸的是，现在是一个充满战争和暴力的时期。 我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不会得到任何解决。 然而，我是一个永远的乐观主义者”。
科恩-阿尔马戈尔相信，只有满足三个关键条件，和平才会真正成为可，其中包括：
1.
“当出现一位真正想要和平的以色列领导人”并且“愿意为和平付出代价时，因为和平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东西……并且此人有能力传达信息、说服人民并实现和平。”2.
“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同样有一位致力于和平、愿意付出代价、做出让步并且能够兑现承诺的巴勒斯坦领导人。”3.
“第三，后果必须成熟。 我所说的成熟是什么意思？ 我指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都明白，如果他们继续等待，他们将会失去更多。 因此，必须向双方施压以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