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版的世界银行——亚投行很快要公布一项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预计亚投行将大幅增加用于应对气候变化项目的资金。
亚投行对气候贷款的关注反映了将自己打造成国际金融架构一部分的愿望。早在2020年该银行就承诺停止为燃煤电厂和其他与煤炭相关的项目提供融资。新的计划将于本周在埃及举行的亚投行年度董事会会议上公布。按照该计划，到 2030 年气候变化项目的年度贷款将增加到原来的三倍。亚投行副行长丹尼·亚历山大表示，这将使气候融资成为亚投行的首要任务，占其所支付资金的一半以上。到本十年末此类项目的融资额度将增至500亿美元。亚投行增加对应对气候变化项目贷款的战略从多处入手。一方面，与其他多边贷款机构项目联合融资。例如，为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共同资助的现有 20 个项目再追加 44 亿美元。亚投行还特别为未来 30 或 40 年内建设耐温基础设施的项目提供融资。这就好像把路抬得离地面足够高以经得住极端的洪水，桥梁也将足够坚固而不会被冲毁。英国《金融时报》最后指出，另一个潜在领域是所谓的基于自然的项目，例如，恢复中国一个沿海地区的项目，包括恢复红树林沼泽，以抵御沿海洪水。
中国经济“日本化”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哈德逊研究所客座专家李约翰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专栏中写道。李约翰认为，尽管许多专家警告中国不要走日本的老路，即高负债和生产率下降使日本陷入数十年的缓慢增长期，但这实际上还不是中国最糟糕的结果。按着这位专家的说法，中国经济面临着许多中国特有的具体问题。首先，虽然中国在GDP总量上已经超越日本，但在人均同一指标上，中国短期内未必能赶上日本。这是因为负面的人口因素会更早开始发挥作用。由于不久前取消的多年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拥有大量需要照顾自己年老亲人 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很难担起日益增长的负担。只有约三分之一城市居民和不到10%的农村居民拥有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的某种形式的养老金。 中国政府也推出了覆盖大多数公民的全国性养老保险计划。该计划的资金预计将来自企业的强制性交款。问题是，高债务水平和生产率下降让企业无法缴纳维持养老基金平稳运行所需的金额。国家养老基金现在越来越依赖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从中央政府获得的资金与他们为提供公共和社会福利而必须支出的资金之间的差距约为1万亿美元。 以前为了填补这一缺口，地方政府是依靠出售土地而获得的收入。《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的文章最后写道，而现在为了履行社会义务，国家将不得不不断增加杠杆（本应是去杠杆），以努力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
新加坡《海峡时报》称，即使是中国的全部人口——14亿人——也住不满中国所有的闲置房。自2021年以来中国房地产业一直在下滑。当年开发巨头中国恒大集团在限制新借款后出现债务违约。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8月末待售房屋总面积为6.48亿平米。路透社援引中国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的话称，“空置的房屋究竟有多少，各个专家估出来的数字相差很大，14亿人可能住不完。最高的估计是足够30亿人拥有住房。这个估计可能有些高估，但14亿人可能住不玩。” 而北京官方此前则对一些人就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做出的负面评估给予了反驳。 《海峡时报》的文章最后写道，中国外交部驳斥道，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崩溃的声音，然而，这些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却屡屡被事实击败。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由于澳联邦政府做出了恢复团体游的决定，到今年年底来澳中国游客的数量将达到疫情前的水平。据悉，阿尔巴尼斯政府已恢复向中国游客发放签证，消除了限制赴澳旅游的最后一道障碍。不过行业代表担心，两国间的航班数量少将无法满足游客数量增多的需求。旅游部长唐·法雷尔表示，这会极大地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并预计来自中国的游客人数将在圣诞节前得以恢复。疫情爆发前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旅游收入来源国。中国游客为澳大利亚经济带来了约120亿澳元的收入。旅游签证（ADS）允许来自中国某些地区的中国游客以旅游团的形式前往澳大利亚。他们占来自中国的度假游客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2019 年在澳大利亚的消费约为5.81 亿澳元。据澳大利亚旅游局称，截至 8 月从中国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已恢复至疫情爆发前水平的 73%。 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一数字将达到79%。由此可见，澳大利亚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运输能力来接纳不断增多的中国游客量。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称，中国经济的放缓以及选择国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的增加，或将对全球旅游业的复苏构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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