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时候，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援引其消息来源报道，中国可能提出一种差异化的方法：按照所拥有数据的敏感度把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公司分为三类。那些处理和存储非敏感数据的公司可能会向美国监管机构披露他们的报告。未经中国有关监管部门的特别许可，那些拥有敏感和机密数据的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将这些数据转移到国外。英国《金融时报》建议，零售商和餐饮企业可能是拥有“不敏感”数据的第一类公司。
但这条消息引发了许多问题。首先，没有官方进行确认。中国证监会（CSRC）表示，尚未研究任何把公司分类的方案。其次，即使假设这样的方案是可能的，很大一部分中国科技公司，而且是市值最大的公司，仍然没有进入“不敏感”数据清单。阿里巴巴、滴滴等公司都在处理中国用户的个人数据。因此，中国监管机构未必允许这些公司在国外无阻碍提供任何数据。
最后，就美国监管机构而言，总的看来，并没有以达成某种妥协协议为目标。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立场是明确的。2002年，著名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获得通过，收紧了对财务报告的要求。根据这部法律，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保留要求上市公司提供会计文件的权利，商界必须根据要求提供相关报告。然而，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各个公司从未披露过自己的会计数据，他们的借口是这一要求违反了中国法律。
中国上市公司一直强调自己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进行会计核算。然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曹和平教授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将本国的会计准则置于国际会计准则之上。
“当前国际会计准则在全世界通行，美国在该准则之上再根据本国的要求，实行底稿审计制度，实际上是让美国的会计基础原则覆盖在了国际会计准则之上。不仅是贸易壁垒，也是在逆全球化而行。”
很难说这个冲突之前是如何解决的。也许美国监管机构对不向他们提供会计文件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中国公司确实提供了某些数据，特别是因为通常在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的不是中国母公司，而是它们的离岸“克隆”，即所谓的VIE，它们只是有权要求母公司的资产和收益。在中国打车服务公司滴滴出行公司在纽约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几天后，中国监管机构就启动调查并非没有道理。无论如何，中国和美国现在都在更严格地监控规则的遵守情况。因此，专家指出，如果双方没有任何妥协，达成协议似乎不太可能。
“就中美达成底稿审计共识而言，恐怕双方在2024年之前还需要经过艰难的谈判过程。如果双方都能够支持理性的谈判内容和结果，或将能够达成协议。并且达成的时间不会很快，可能会更接近最后期限。”
另一方面，要达成协议，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在宣布的2024年截止日期之前，美国监管机构必须结束对中国公司审计报告的相关检查，但这不是一个快速的过程。西方媒体多次报道称，协议至少应在今年秋季之前完成，否则将无法在既定日期前完成检查，200多个市值1.3万亿美元的中国公司将被迫离开美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监管机构希望采取强硬立场，这也解释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根斯勒最近的声明，即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在达成硬性协议之前不会派遣检查员到中国，并且不会接受任何例外情况。
然而，专家曹和平表示，实际上，美国投资者和资本市场将因中国公司退出美国股市而遭受更大的损失。
“虽然美国的措施短期内会对中国企业造成一定影响，但是长期来看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伤害更大。当前美国是全球范围內资本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如果拒绝吸收来自其他国家富足的资本资源，反而损害的是本国资本市场利益。因为资本市场吸引外国企业前来上市，能够推动资源配置的高效化。另外，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近年来也在快速发展。随着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的相继开通，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将更加蓬勃发展。相比之下，美国却是将自己游离于全球资本市场的中心之外。”
中国公司可能希望提前准备好他们的撤退路线，对中美监管机构达成协议并不寄予厚望。据报道，阿里巴巴本周正计划在香港进行双重首次公开募股，通过沪港通计划向中国大陆投资者开放阿里巴巴股票交易。除了阿里巴巴，电商叮咚（Dingdong Ltd.）也宣布在香港上市。如果阿里巴巴上市顺利，可能会掀起一股中国科技巨头转而进军香港市场的浪潮，并间接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根据美国独立资产研究公司Bernstein Research的数据，如果阿里巴巴加入沪港通计划，它可以为香港带来高达210亿美元的额外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