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和中国人骨子里都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一直在与入侵者抗争，也就是说，我们从未率先发动攻击，而是在反击。历史上此类例子非常多，比如13世纪蒙古帝国入侵罗斯，以及盎格鲁散克逊人不断企图将俄罗斯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日本在上世纪初入侵中国。我觉得，我们有自给自足的能力，领土和自然资源丰富，我们不觊觎他国领土，这点有助于中俄走的更近。
另一个要点在于：两国都经历过社会主义时期。爷爷和奶奶都曾是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唱过同样的歌曲，都被同样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所感动。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从吸食母乳时就在追求社会公正，为了集体利益愿意牺牲个人利益。尽管俄罗斯已经放弃共产主义思想，但其实质并未抛弃。我认为，在很多方面，正是中国人对俄罗斯历史上苏联时期的兴趣，决定了我的小说《无望的逃离》被公认为2004年最佳外国小说。
第三个要点是，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多民族国家，都有一个最大的民族：在俄罗斯是俄罗斯族，在中国是汉族。这点对国内政策和行政区划上留下了印记，也引发诸多国家所固有的问题。”
“中俄的价值体系和美国西方的价值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无论是各自宗旨，还是社会用途都完全不一样。中俄的价值体系特点是‘实’，美西方的价值体系是‘虚’。中俄的价值体系核心是‘人’，美西方的价值体系核心是‘权’。中俄推崇的‘人权’价值观，主要是关于‘人’的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而美西方的人权价值观，则忽视了‘人’，空谈‘权’，如所谓‘民主’，‘自由’等，就成为‘空洞’的口号与宣传。他们恰恰忽视作为‘权’的载体‘人’的生命，生存和发展权利才是一切‘权’的核心，没有这些，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美国西方发生的枪支暴力和司法暴力，就是只强调所谓‘权’，而忽视‘人’的实例。
‘人’与‘权’，有如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都没有了，‘权’还有什么用呢？‘人’不受尊重，‘权’也就成为‘虚伪’的遮羞布了。这是美西方的人权实质所在。
中俄的人权价值观实质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资本和权贵服务’。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用途。而美西方则把‘人权价值’为它们极少数利益集团服务，成为它们干涉、掠夺其它国家的资源和生存权的工具。它们对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利比亚等所作所为都是拿“人权价值观”做为理由和借口，为其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行径做掩护。
中俄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福祉’，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愿望做为执政的目的与动力。中国的扶贫脱贫任务，提出的‘共同富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都是代表人类最先进、最科学、最重要的‘人类价值观’，它代表了未来，代表了光明，代表了人类价值观的真正核心，所以具有最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