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7年生的，当时我父母正好到苏联来学习，我生在莫斯科。1941年卫国战争开始后把我们转移到了后方，就是伊万诺沃，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这就是我来苏联最早的历史。1941年战争爆发时我仅四岁，那时候苏联在跟德国和日本打仗，很困难，我们也受到这个影响，比如我们非常非常的缺吃的，饿着肚子，但是我们把这叫‘金色的童年’，我只有非常幸福的回忆。很艰难的回忆我们没有留下多少，因为无论怎样，我们的老师对我们非常细致周到的关爱，关照我们，教育我们。另外，我觉得苏联人民对我们有非常非常的国际主义精神，虽然条件比较困难，但是他们给我们尽可能的最好的生活条件。再有，最主要的是他们把国际主义的爱给了我们，苏联人民当时对我们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的这种爱我印象非常深刻。”
“最大的遗憾是我没能见到他，因为他现在在疗养院，但我们视频交流过。格里戈罗维奇是我的恩师，是我的导师，是我的贵人，他不但是在专业上用一年半的时间我在他那儿，在莫斯科大剧院进修，那个时候他是莫斯科大剧院的艺术总监，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舞蹈编导之一，但是他对我不但是在专业上帮助很大，他是我的老师，同时也把我当成很亲密的朋友，所以我非常非常钦佩他。”
“1959年，我从北京舞蹈学校毕业，那个时候正赶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当时，莫斯科大剧院专门为了庆祝我们的十周年来中国演出，我当时很幸运，作为一个学习小组的成员一直陪同他们在国内走了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就开始认识乌兰诺娃，因为她在北京搞 《吉赛尔》 和《仙女们》的排练。我看到吉赛尔的时候，她已经48岁了，但是她出来的时候像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儿，完了她不是有发疯的那一场吗？我的眼泪就不住的下来，所以我一直陪着他们走的。”
“然后，我在苏联做为高级访问学者在莫斯科大剧院跟格里戈罗维奇先生进修的时候，我每次看乌兰诺娃的排练，而且你们可能是很难想象她请我去她家里去过三次，到她家里去做客。我还有很多照片，她后来几次来中国我都陪着她。我在1989年和1997年的时候，我是莫斯科比赛的评委，她是名誉主席，我们两个就挨着坐的，很近。她对我是非常的亲切，一点架子也没有，连俄罗斯演员都觉得：啊？你都去到她家里三次了？！我们在这多少年都没去过她家，而且她很内秀，谈话非常的亲切，也很热情，而且在莫斯科比赛以前，我请她当我们的演员排练，她二话不说就去给我们排练。反正是我觉得她是一个……我写过关于她的好几篇文章，我叫她‘普通的女神’，她又是女神又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人，但是她又很伟大，所以我对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在舞台上，她在舞台上跟在生活中完全不一样。我个人认为，在二十世纪，她是一个最伟大的芭蕾舞艺术家，也许有人比她的条件好，线条也好，技术也比她好，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没人比得过她。”
“俄罗斯芭蕾是俄罗斯的一张名片。到现在为止，我认为俄罗斯芭蕾在世界上应该是属于领先地位，虽然我认识所有这些老艺术家，像乌兰诺娃、谢苗诺娃、普莉谢茨卡娅、斯特鲁奇科娃、杜金斯卡娅、谢尔盖耶夫和恰布吉阿尼等等，都是苏联芭蕾届最最著名的大师，但是他们都离开了，很多都离开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但他们有很称职的继承人，他们继续把俄罗斯芭蕾保留在世界芭蕾最高的水平。我个人认为，俄罗斯芭蕾中我最尊敬的也最热爱的芭蕾舞团就是莫斯科大剧院和马林斯基剧院。”
“俄罗斯芭蕾对中国芭蕾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在1954年成立北京舞蹈学校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苏联专家叫奥丽加·亚历山大洛夫娜·伊琳娜， 后来来了更有权威性的专家彼得·安德烈耶维奇·古谢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布列尼克科夫、瓦莲金娜·瓦西里耶夫娜· 鲁缅采娃。他们都是列宁格勒的舞蹈学毕业的，而且是把最纯正的俄罗斯芭蕾学派艺术带到我们中国，所以我老讲一句话就是：饮水不忘挖井人。到现在为止，中国的芭蕾如果没有俄罗斯芭蕾的底子，它不会发展的这么快。我的一个朋友是白俄罗斯大剧院芭蕾舞艺术总监，他看过我们的演出，我们的选手叫瓦连金·耶利扎利耶夫，他说中国芭蕾的成绩用50年做了西方芭蕾30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进步的很快，那这个进步主要是我们继承了俄罗斯芭蕾的传统，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俄罗斯芭蕾的血脉。”
“我到现在还喜欢吃俄罗斯菜，我最喜欢红菜汤，（笑）我最喜欢牛肉饼，最喜欢掼奶油。”
“我在俄罗斯去的地方不多，莫斯科、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金环、伊万诺沃。我想可能是我还没去过的地方是真正的西伯利亚，我去过贝加尔湖，路过但是没有做那边生活过，我想将来如果有机会我去贝加尔湖住一个礼拜。”
“这个我很难说，反正是我有两个是最主要的：一个是乐观，还有一个就是我热爱我的事业，我始终是和我的事业分不开的。所以我不觉得我老就对事业不感兴趣了，我也不觉得年龄大了以后，85岁就应该在家里躺着休息了，不是！不是！我总是保持对事业的热爱，也保持一种比较乐观的生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