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认为,只有中国有能力改变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华盛顿对华政策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华盛顿不想与中国冷战,但将采取遏制北京的战略。他指出,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的和长期的挑战,只有中国有足够的经济、军事、技术和外交实力去改变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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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拜登执政伊始即做出承诺,重申前任特朗普政府给其留下的美国对华关系综合战略。但新文件的制定时间要比期待的长。从而出现诸多传言,认为华盛顿无法做出决定,如何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构建关系。甚至,美国国务卿还将自己的涉华主旨演讲时间,以新冠疫情为由一推再推。一些观察家认为,其中的信号是,对中国的综合战略并未制定。
最后,布林肯在华盛顿大学演讲时公布了美国新对华战略要点,很明显,与美国上届政府做法相比并没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新战略只是系统性地阐述了中美关系问题以及美国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描述了华盛顿如何看待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以及应对场景。
从布林肯演讲内容可以看出,中国不仅是美国的主要经济对手,也是意识形态和军事政治方面的对手。尽管美国国务卿表示,华盛顿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将世界划分成强硬的意识形态阵营。布林肯在演讲中指出集团对抗的主要素: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差别,以及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竞争。布林肯承认,美国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持二战以来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大面看,美国认为,中国已到了完全有能力提出另一种世界秩序的新阶段,成为新多级世界的领导者。
美国国务卿承认,华盛顿无法影响中国国内政治秩序,无法影响北京在各领域的政策制定。取而代之的,美国将在中国周边制造可推动自己对开放和包容国际秩序的愿景。为此,美国愿与其他国家一同,巩固国际法和机制,维护个人和主权国家的权利。
布林肯: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意改变国际秩序的国家
有关在国务院设立“中国之家”分支机构,协调与华政策问题,布林肯实际上已将多年的把中国纳入世界进程的政策画上了句号。现在,美国将与盟国一道推动“围华”政策。华盛顿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投射其国力方面实现乘数效应。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国柱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美国摒弃改变中国的方针,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实施包围策略,为己创造良好的战略氛围。他说:

“塑造应对大国竞争的联盟体系。联盟体系一直被拜登政府视为美国国家实力的‘力量倍增器’,是实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基石。布林肯在演说中提到,美国正在构建针对中国的包括美、印、日、澳在内‘四国安全框架’和包括美、英、澳在内AUKUS两大地缘战略与安全联盟;包括‘欧盟——美国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在内的技术联盟和经济联盟;以‘全球民主峰会’为代表的价值观联盟或民主联盟等复合型的模块化联盟体系。”

美国国务卿宣布所谓的一体化遏制战略,其内容是积极吸引自己的盟友和伙伴,在核能、航天和技术领域合作。同时,华盛顿的任务是,用超速度增加自身竞争力和相应的能力,以在争夺技术和经济领先方面战胜中国。为此,美国将扩大国内投资。专家刘国柱说:

“‘投资’,也就是拜登经常说的打造一个更加强大的美国。像特朗普那样拉中国的后腿不是目的,拜登希望美国必须比中国发展的更快、更好。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布林肯所说的‘投资于……国内的实力基础:我们的竞争力、创新和民主’。包括对科学研究、教育、基础设施、劳动力进行战略投资,以维持和扩大美国经济和技术影响力,使美国经济和供应链更具弹性,增强美国的竞争优势。从实力地位出发,维护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追求美国国家利益,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贯的做法。”

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很难在自己的纲领性发言中放弃美国几十年一直在推动的价值观。因此,他没忘记提及,美国欢迎资本、人员和技术的自由流动。华盛顿指出,为与中国自由竞争做好了准备。布林肯认为,中国拥有诸多资源优势,其中包括劳动力数量和质量。
然后,美国国务卿详细描述,中国似乎在歪曲公平竞争原则,为本国公司人为创造刺激性政策。结论很简单:中国商界不用担心利润率,因为可获得国家无限融资。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倾销,给美国公司造成损害。然后,布林肯从自由竞争过渡到下一个主题:美国商界不应为了获得中国市场和自身成长去牺牲基本价值观,而要负责任地对待美国的增长和巩固国家安全。
布林肯:美国准备直接与中国讨论核武器控制问题
华盛顿以泛安全化为借口,多次推动非市场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据专家刘国柱介绍,中国很多数字产品被从美国市场上挤出。他说:

“将中国部分产品、特别是数字产品‘泛安全化’和‘泛意识形态化’,限制此类产品的市场准入。导致包括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在内的数字产品难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市场。”

“美国和西方国家还将加大对国际标准机构领导权的争夺,以掌握涉及包括人工智能、新一代移动通信等技术在内的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权,甚至将中国排除在重要国际标准组织之外。”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将中国发展数字技术的模式、数字技术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以及中国的‘数字一带一路’冠之以‘数字威权主义’,很有可能会导致未来数字经济与贸易领域分裂为两大体系,这样的危险明显在上升之中。”

如何应对中国对美国越来越不友好的战略?首先,集中精力去竞争。正如专家所言,中国需解决自身发展问题,增加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国家的优先任务是发展科技和创新。重要的是落实现有潜力,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好资源。
此外,中国应向外部世界提高开放度,积极融入区域联盟。在此方面,美国将在中国周边打造联盟体系,制造对己有利对中国不利的环境。最后,使美国推动的意识形态斗争为己所用,更加积极地利用多边合作机制。专家解释道:

“美国科技联盟的核心是欧盟国家和日本,这些国家与美国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和政府补贴几个领域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但也不尽相同。欧盟的‘数字主权战略’被美国视为欧盟的‘技术民族主义’,与中国的‘网络主权’则有异曲同工之处;另外,如果美国对于中国的技术产品出口限制过于严格,严重依赖中国市场的日本和欧洲企业有可能会开发两种技术体系分别应付美国和中国,让美国的科技联盟效力大打折扣。”

“针对美国将意识形态武器化,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做工作。一方面,中国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突破欧美国家的‘数字威权主义’话语体系的围堵。中国要利用包括联合国、中非合作论坛、20国集团等在内的多边合作机制,提出并倡导数字化时代的共同发展观,让发展中国家共享数字发展的红利,构建‘数字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讲好中国国家治理的故事,尤其是从国家治理的效果对比中美两国国家治理体制的优劣,证明效果比形式更重要。”

美国国务卿演讲似乎强硬,但如果对其进行分析,出现的感觉是,华盛顿持防守态势:试图证明,已存在75年的世界体系是必要的,并承诺,根据现实对其进行改革。还谈及有必要增加国家投资,不在技术竞争中让位于日益增长的中国。甚至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布林肯与中国制度相比较去证明民主体制的正确性:我们在制度内争吵,我们不认同,我们在彼此发出挑战。虽然这个过程可能看起来缓慢、困难和丑陋,但我们正努力创造一个人人都能茁壮成长的社会。国务卿指出,我们并不完美,但我们在努力做。美国愿同中国一道,解决令其担忧的问题。其中包括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气候问题、武器监控和不扩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