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集体多次指责俄罗斯和中国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并强调需要保持媒体的开放性。中国的互联网安全体系一直是全球自由派专家和政治家批评的对象。他们说，我们是自由民主国家，提倡自由、不受管制地获取信息；互联网上的任何审查都是不可接受的等等。也有针对俄罗斯网络空间政策的类似言论。俄罗斯通过的法律，包括在主权互联网上通过的法律，被批评为似乎限制了公民不受阻碍地获取信息的基本权利。所有反对将国家主权扩展到信息空间的人，都认为互联网是诞生于一个自由、不受管制的环境，因此必须保持不变。
然而西方民主国家的逻辑却让人想起十月革命后在布尔什维克中流行的口号：谁不支持我们，谁就是在反对我们。所有“自由价值观”体系，信息空间自由原则，都只能为我所用，即当需要确保“正确”、西方媒体和信息资源的顺利运行时。在将这一原则扩展到所有各方并为所有各方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时，就不行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诬称俄罗斯似乎干预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华盛顿民主党建制派只能用敌对的俄罗斯的阴谋诡计来解释自己在败选。随后俄罗斯媒体的作用的加大，美国开始动用针对所谓的FARA外国代理人的法律。为外部受众工作的俄罗斯和中国媒体均受该法限制。作为外国代理人，俄罗斯频道 RT 被迫在美国注册。中国CGTN遭到同样的命运。后来全球社交网络也都踊跃响应西方政客的倡议，最初将自己定位为政治中立。脸书开始以特殊方式标记中国和俄罗斯官方媒体的帐户，称这些媒体机构受政府控制。推特走得更远——它开始强行删除所谓的有外国影响力的代理人的账户，主要是中国人和俄罗斯人。
有趣的是，当集体西方面临对其行动的回应时，马上开始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解释对方的行为。当俄罗斯为回应美国的行动，开始承认一些由美国当局资助的媒体机构为外国代理人时，白宫开始指责俄联邦进行审查并侵犯其公民免费获取信息的权利。事实证明，自由价值观体系是在非常片面和选择性地运作。
今天，当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军事特别行动时，欧盟委员会正式宣布需要在欧盟禁止俄罗斯媒体。 “国有的今日俄罗斯和卫星通讯社，以及它们的子公司，将不再能够散布他们的谎言......他们将无法在我们的联盟中制造分裂，”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说。换句话说，在冯·德莱恩女士看来，真相只有一个，它只能由完全被欧盟控制的媒体散布，布鲁塞尔不会允许欧洲人从其他来源获得信息，以获取对当前事件的另一观点.
与此同时，俄罗斯媒体也在努力展现事实，现场记者众多，西方媒体在该地区的代表寥寥无几。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吴非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他们的信息与现实不符，因此西方限制俄罗斯媒体的访问，以消除这种不平衡。吴非教授说：
“主要原因还在于俄罗斯与西方新闻报道力度的不平衡。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的报道相对更加符合实际，基本没有情绪化的表演，而且在现场进行报道的俄罗斯记者非常多。反观西方在现场的记者人数非常少，导致符合现场情况的报道量低，然而受众群体的新闻量需求又很大。当俄罗斯媒体有着大量符合事实的新闻资料时，报道力度显然远高于西方。”
全球科技巨头最初是出于政治目的，被创建为接收某些数字服务的中立平台或作为交流和自我表达的平台。但现在这些公司越来越多地参与叙事的形成，甚至采取明显的政治立场。在 2019 年香港动乱期间，Twitter 暂停了大约 20 万个使用中国大陆 IP 地址运营的账户。这些用户主要表达了对中国大陆的支持和批评香港反对运动。而脸书开始删除发布与香港抗议活动相关内容的用户的虚假账户，称这些账户“与中国政府有关”。很快谷歌也加入进来，删除了 Youtube 视频托管上的 210 个频道。谷歌几乎以明文形式表示，它加入了其他 BigTech 同行们的行列，他们都在积极打击似乎由中国政府发起的“影响力行动”。
现在针对俄罗斯媒体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除了控制 脸书的 Meta 之外，Youtube 还宣布 RT 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频道在整个欧洲被封锁。由此可见科技巨头已成为政治进程中的全面参与者。它们打着自由和独立平台的幌子，推动维护某些群体的经济或政治利益。然而，新闻和媒体的意义在于传递最客观的信息，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用事实而不是推测来说话，给不同意见表达的机会。这也暗示了言论自由的原则，西方政客一直如此热心地捍卫这一原则，当这一原则违背他们的个人利益时，他们又如此轻易地放弃了这一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