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后，立陶宛与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北京首先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地位降为代办级别。此外，立陶宛对中国的出口商也开始遇到一些困难。首先，立陶宛从中国海关名单中消失，出口商无法在中国清关。是的，这个问题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解决了。然而很快，正如多家西方媒体报道的那样，中方似乎开始向跨国公司施压，尤其是对德国轮胎制造商大陆集团。欧洲公司抱怨称，中国坚持不向本国供应任何含有立陶宛制造部件的产品。
中方称与立陶宛的矛盾纯属政治性质，不应在这里寻找任何经济成分。尽管如此，立陶宛仍将这种情况视为“经济霸凌”，并向欧盟寻求“帮助”。按照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吉斯的说法，立陶宛无法采取报复措施，因为欧盟委员会负责监管海关系统。他呼吁布鲁塞尔采取坚定立场，帮助维尔纽斯与中国进行这场“不平等的斗争”。
然而，急忙“帮助”受害的立陶宛的，不是布鲁塞尔，而是台湾。台湾最初承诺购买一批原本出口给中国大陆的立陶宛朗姆酒。台湾政府随后承诺设立一个 2 亿美元的基金，用于投资立陶宛的战略产业。最后，台北向立陶宛提供了 10 亿美元的信贷额度，以资助这个波罗的海国家与台岛的贸易项目。
然而，布鲁塞尔并不急于采取具体措施。欧洲在对华关系问题上没有同一立场。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尤其是德国，中国仍然是最重要的产品销售市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为了自己的欧盟小伙伴而放弃中国。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限制对维尔纽斯本身来说是痛苦的。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已经表示立陶宛将代表处名称从“台北”改为“台湾”的决定是一个错误。现在，欧盟终于做出回应，就中国的行为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
然而，世贸组织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可以扮演何种角色还不是很清楚。该组织处理的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不是解决政治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告诉卫星通讯社记者，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行动可以被视为企图将欧盟的做法从政治问题转向贸易问题。陈凤英专家说：
“政治问题经济化，以及国内问题国际化，我认为是欧美对华政策的最突出表现。我们可以看到，立陶宛问题完全属于政治范畴，与经济毫无关联。既然欧盟已经去上诉，那么WTO自然会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而且WTO作为国际经济组织，也是没有权利解决政治问题的。我想我们应该相信WTO会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
世贸组织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的角色尚不清楚，因为该组织本身正处于美国挑起的内部制度危机中。到目前为止，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仍然没有新的仲裁员，因为美国正在阻止他们的任命。当然，世贸组织的主要争端解决机构还在运作。然而其决定的执行实际上变得绝对不是强制性的，因为工作瘫痪的上诉机构的决定仍然被认为是最终的。陈凤英专家解释说，本案只能依靠世贸组织协调机制的工作。陈凤英专家接着说：
“当前WTO上诉机构的七名法官均已卸任，整个机构处于停摆状态，但是还存在协调机制。波音和空客补贴案就是通过这一机制达成的结果，包括近日WTO允许中国对美加征关税，说明这一机制仍然处于正常的运转中。协调机制原则上也是官方机制，只是不是专家机制。在上诉机构最高法官缺席的情况下，协调机制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不过这毕竟是过渡时期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能够起作用，但是权威性有所下降。”
布鲁塞尔以及华盛顿、伦敦和堪培拉都不能不理解世贸组织在当前形势下被削弱的事实。因此这些步骤颇具象征意义。一方面，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欧盟企图制造对抗的“统一战线”，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贸易和经济政策“咄咄逼人”。另一方面，没有人愿意为小立陶宛挺身而出，损害自身经济利益。堪培拉仍然记得自己希望在美国政治之后采取行动并采取主动行动的结果如何：要求中国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美国只是口头表达了对澳大利亚的声援，但堪培拉随之遇到与中国对澳牛肉、葡萄酒、大麦和其他一些商品实施限制有关的现实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