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统一的立场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地区发病率特别高的情况下，则6岁及以上的儿童应戴口罩。但是，各国在这个问题上迄今没有统一的立场。
在具有尊重周围人的传统文化的东亚文明国家，戴口罩比在世界其它地方更容易成为习惯，而在那些地方，许多人认为口罩是企图扼杀自由和个性。而在中国和日本，在咳嗽和伤风时戴口罩从前一直被认为是良好举止。
在法国、意大利和新加坡，在教室和人多的其它封闭室内场所都需要戴口罩。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建议儿童两岁起戴口罩。
在中国，所有学生和老师都戴口罩。
每个人都同意的唯一规则是，两岁以下的儿童禁用口罩，避免窒息。
“赞成”和 “反对”
口罩的支持者强调降低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而所有其它考虑都被认为是次要的，甚至根本就是凭空虚构的。
在绝大多数国家，12 岁以下的儿童没有接种疫苗，这意味着他们面临更大的危险，意味着他们尤其需要担心传染性似乎高一倍的德尔塔新毒株（Delta）。
在规定强制佩戴口罩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中等教育机构中，2021 年 3 月至 6 月，在教室中发现了 7000 多例新冠病毒的隐藏携带者，但只有 363 名同学被他们感染。
根据对佐治亚州169 所小学的研究数据，在实行强制佩戴口罩制度的学校中，新冠病毒发病率降低了 37%。
口罩的批评者认为，当然可以逗孩子乐和说服孩子，但这解决不了主要问题：口罩遮掩面部妨碍交际技能的发展。
多伦多大学人类发展与应用心理学系教授李康（Kang Lee）说，孩子们从 10 个月开始学会识别周围人的情绪——快乐、悲伤、恐惧、愤怒，这个过程的高峰发生在5——6岁时。他说 ，“我们学会了主要通过面部来识别周围人的情绪”。
威斯康星大学儿童心理学实验室专家阿希礼·鲁巴（Ashley Rouba）认为，这并不是那么重要。首先，口罩只遮住嘴巴和鼻子，而众所周知，眼睛是心灵的镜子。其次，人们不仅通过面部来表达感情，还通过声音和整个身体来表达感情。
根据 2012 年的一项研究，9 岁以下的儿童通常无需看到他人的嘴巴即能识别他们的面部表情。去年，阿希礼·鲁巴和她的同事开展了另一项研究，得出结论，从上述意义上来说，口罩的效果与墨镜的效果大致相同。
香港科技大学发展心理学家陈伊慈（Eva E. Chen)指出，人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全天候戴口罩，因此孩子们并没有 100% 被剥夺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戴口罩就很普遍的中国、韩国和日本，儿童发育正常。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口罩对儿童语言技能发展的影响。专家在这件事上意见不一，但他们在以下事情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他们应该及时注意到所出现的问题。
“孩子们通过观察成年人的面部表情、嘴唇和舌头运动来学习说话” ，在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Ngee Ann Polytechnic）教授儿童语言和阅读教学法的丽奈特·特奥（Lynette Teo） 说。
她说，父母不应该太担心。 “孩子的适应能力很强。如果你切断一个信息接收渠道，他们就会切换到另一个渠道。”
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语音声学教授斯蒂芬·卡马拉塔 (Stephen Camarata) 介绍了自己所主要治疗的弱听儿童的需求：“他们完全需要看到面部表情，才能捕捉到他们所没有听到的东西。”
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医院儿童发展中心的专家塔米·林(Tammy Lim)的说法，即使是两岁的宝宝也能理解和记住单词，即便这些单词是由戴口罩的人说出的。
她说，口罩并不是新冠病毒给我们孩子的生活带来的最糟糕的事情。取代体育活动、坐在电脑屏幕前玩游戏和与同龄人交流要有害得多。她以此来解释自己所在的实验室记录的具有发育迟缓和行为问题儿童数量增加的原因。
与此相比，口罩的负面影响不大。
中国教育部日前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则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作为预防青少年心理障碍工作的一部分。这份声明是否是由新冠病毒大流行引起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上述决定是根据今年3月4日至10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提出的《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作出的。教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教育部将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以便在出现精神疾病的迹象时为他们提供及时帮助。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努力弄明白，青少年罹患抑郁症的增加是否与新冠病毒大流行有关。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师宋萱对这个问题回答说:“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出现问题并表现出抑郁倾向，并非是近一两年才开始，而是过去十多年时间的一个积累。根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儿童青少年包括抑郁在内的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实际上这一数字已经相当不低，在2000年左右这一数字约为6%，在90年代则是约3%。据研究，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主要原因是过去十多年对青少年学业的过度看重。这种对学科教育的过度重视严重挤压了青少年正常成长过程中的其它活动空间。比如必要的运动、社交和娱乐休息等，这些都是青少年发展过程的客观要求，然而在学科教育的巨大压力下，青少年通常没有多少空闲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导致城市孩子的整体神经发展状态往往不平衡。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过去的事情造成了今天的结果。我们也可以从当前的政策面看到，今年“双减”政策的落地，就可以认为是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做出的反馈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