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中国经济哪怕是发生一点点负面事件——无论是股市波动、汇率波动、PMI 动态变化、信贷资金占GDP比例的动态变化，西方政客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世界媒体，就会开始兴高采烈地谈论快要到来的危机，再不然就是谈论中国经济奇迹的崩溃。 2008 年，在全球危机的顶峰，分析师们根本没有给中国留下生存的机会——他们说，在华尔街崩盘时，谁还需要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国采取积极措施，以增长摆脱危机。随后，一场历时多年的批评中国反危机措施的运动就开始了。很多西方分析师都采用流行的论点，称中国给经济注入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似乎被认为是投机性操作，表面上看起来GDP在增加，但实际上泡沫正在膨胀，眼看就要戳破。在2015年的中国股灾浪潮中，立刻就出现了“我们就说吧”风格的出版物。
也有人能够公开承认错误。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写道，中国的崩溃已经被预测了几十年。但不知为何，这一切却并没有发生。
可能，经济学家们的分析建立在不客观或者不完整的数据上？实际上，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操纵统计数据、歪曲市场原则、人为调高某些行业的增长时，经济可能会陷入危机状况。这尤其发生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在大量基本失衡和问题不断累积后，即便是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最终也在很大程度上从内部自我崩坏。既然中国挺住了，那就意味着西方分析家忽略了什么东西。
一些国家的政客，主要是美国及其盟国的政客，对中国的迅猛增长感到不安。苏联解体后建立的单极世界为每个国家的发展假定了一个极其简单的方案：美国借助本国最为强大的企业部门，协助发展该国经济（所谓参与政策，engagement policy）。在此情况下，这个国家会逐步借鉴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完全落入美国政治影响的轨道。按照华盛顿的构思，这种战略不该为美国留下真正的竞争对手。美国眼中的世界秩序就应该建立在美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之上。
类似算计在中国身上失败了。尽管接受了参与政策，且中国经济依靠包括外国投资和国际贸易自由化等因素而获得增长，但中国仍保政治独立。并且，在获得足够的经济实力后，中国开始在国际问题上更响亮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说实话，一旦中国开始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构成哪怕是一点点的威胁，两国关系就会开始出现问题。
当然，对美国政客来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会是个好消息。因此，所有关于中国奇迹将不可避免地崩溃的预测都具有政治考量——力图截断资金流动，为自己争取更有利的国际贸易条件。描绘弱势对手的形象是美国政治宣传者最重要的方法。
然而，商界的出发点是实用主义考量，他们不急于与官员和政客步调一致。 2021年上半年的对华直接投资总额已超过去年全年的投资总额。尽管美国监管机构出台新规威胁中国公司退市，并限制养老基金投资中国公司的股票，但美国各公司对中国的一篮子有价证券投资规模仍在增长。截至今年8月，美国投资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共持有430亿美元的中国资产，比去年同期增加130亿美元。黑石（BlackRock）、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大通（JP Morgan）等美国投资巨头纷纷都在增持中国股份，扩展业务。黑石获准在中国设立共同基金。高盛与中国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ICBC）共同组建了资产管理合资企业。摩根大通是第一个获得中国监管机构许可在中国设立独资公司的公司。这份名单还可以继续拉长。
商界在数字和事实的基础上作决定。而事实表明，在当前的波动时期，投资中国是有利可图的。例如，许多西方国家采取激进的货币刺激措施，来应对由新冠病毒大流行（COVID-19）引起的危机。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支持超低利率，而日本银行索性彻底维持负利率。在此情况下，中国却保持温和的货币政策。中国的利率相对较高。相应地，在其它市场借款后再向中国投资就有利可图了。
再举一个例子：科技公司。今年是在更严厉监管科技巨头（BigTech）的标志下度过的。西方媒体广泛宣传的说法是：中国当局决定打击商界和创新，做出有利于国有化和经济意识形态化的选择。因此，热爱自由的科技部门似乎将不再能够发展，创新潜力遭到扼杀。
但这种论断遗漏了一个重要细节：中国绝不是监管科技巨头的先驱和创新者。事实上，最初几乎不存在任何监管，以便为新产业给予启动优惠期。现在企业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应该遵守一定的规则，以确保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但西方很早前就已经实施了类似的规则，这适用于 p2p 借贷平台、小额融资组织、电子商务平台，甚至是股市交易。很少有人说，比如，如果苹果智能手机停止转发 YouTube 的链接，就会引发丑闻。而中国科技巨头多年来一直在实践“二选一”的做法。或者，例如，公司通过离岸机构收购自家股票，以哄抬股市牌价。在华尔街这么做，你可能会因此坐牢。这被称为操纵市场。中国不久前出台规则，明确禁止此类作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反，在北京开始出台标准监管措施后，商界对中国的兴趣只会增强。因为这样的营商环境正好更适应外国商人所习惯的游戏规则。更何况，除了加强对商界的要求外，中国当局也通过了保护包括外国资本在内的利益的法律。例如，《外商投资法》规定外国资本和本土资本具有平等权利。
这样，政客关于中国的警告与企业遇到的现实情况背道产生了分歧。 2020年，中国当局取消了银行、保险和经纪行业的外资股比限制。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数据，2020 年中国资产管理市场增长 10%，达到 18.9 万亿美元。如果考虑到未来10年中国市场规模有望扩大近2.5倍，而西方传统资产管理市场将逐渐趋于饱和，那么对投行来说，进入中国和其它新兴市场是进一步扩张的唯一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