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报道，今年4月7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举行会议，会后发表的公报指出，考虑到与疫情相关的大量流动性需求，G20同意将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延长6个月到2021年12月底，这将使得受益国家可调动更多资源应对疫情和经济困境，并适时转向更多结构性手段来解决债务脆弱性问题。
而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负责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的协调人达利普·辛格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在线活动上表示，“我们需要每个国家，特别是最大债权国，尽自己的一份力。”他还声称，“中国的很多放贷活动都非常不透明，自行把大部分贷款归类为商业性质的贷款，但很明显是由政府授意的。”
西南交通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钱亚旭博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美国高官的这番言论实际是在转嫁国内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拿抨击中国当成延续自己政治生命的一张牌。
她说：
“美国现在的税收系统导致了他们社会的两极分化特别严重。我注意到一个数据，普通的工薪阶层赚100美元，要交14美元的税，但是最富有的1%的阶层，包括巴菲特、马斯克等等，他们用合法的避税方法，挣100美元才交10美分的税。美国国内的经济以及金融系统使得他们社会的贫富差距是结构性的危机，是没法调和的，这就导致了阶级之间的矛盾非常大。而政客在进行国家治理的时候是面临着压力的，他必须把国内的矛盾转嫁出去，所以现在美国两党达成一致，逢中必反已经成为政治正确。”
钱亚旭强调，对任何行为体来说，内部的强大才能实现真正的强大。在内部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和衰落的情况下，转嫁外部矛盾是无法解决内生性问题的。
此外，自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回归多边主义，积极联合盟友围堵中国。拜登更是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钱亚旭指出，中美博弈会是整个21世纪大博弈的主流。而中美博弈和冷战时期大博弈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价值观、意识形态的权重会越来越大。
因此，钱亚旭指出，整个西方群体现在已经把中国定义为系统性、制度性的竞争对手，因此，美国或许会联合盟友借暂停偿债倡议力度的问题再对中国施压。
而事实上，在G20国家中，中国为最贫困国家缓债金额最多。据报道，国际金融论坛（IFF）2021年春季会议5月29日开幕，国际金融论坛大会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小川在演讲中表示，二十国集团在2020年（G20）提出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的倡议，中国提供了总额超过13亿美元的缓债，是G20国家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