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邹澜介绍，总体来说，中小型企业的违约风险更高些，但大型集团也并非有保障。去年，国企多年里首次出现债务违约。其中，永城煤电控股集团宣布10亿人民币的债务违约，而清华紫光集团也未能及时完成自己的13亿元人民币的责任。一方面，此类现象表明，中国公司贷款率过高。有时，大笔资金投向没有明显收入的项目，比如从事芯片研发的清华紫光。另一方面，国企违约显示，国家已经给出清晰的信号：不会再不惜任何代价去拯救无效率的公司。首先，因地方政府承受不断增长的金融债务压力。据财政部前任副部长张弘力介绍，2020年前10个月，地方政府将60%新贷款用于偿还旧贷款。上半年，地方政府控制的债务增长了3.7万亿元，要比2019年全年多出3.3万亿元。
此外，危机期间的经济支持措施，其中包括财税刺激政策，正减少地方政府的收入。地方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完成社会责任。在此条件下，拯救公司被排在了后面。再有，中国政府已多年从事结构改革，以提高市场经济效率。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陈欣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改革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避免可能风险的保障。
他说：“我认为核心是改革。虽然中国在宏观层面目前面临着较多的不利因素，但是底层的发展模式已经得到验证，也是能带来真实价值创造的。我觉得中国正在通过以下两方面的改革来为经济赋能：一个是加大资本市场的改革力度。尽管过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使用较多的手段，但是现在我们近年来对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进行了较大改革，能加强国家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当前国家决定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通过市场化方式来提升国有企业的效率。可以说只有改革才能够从根本上缓解国家高杠杆所带来的风险，而且这也能够长期提升我国经济运行的效率。”
问题在于，中国政府在中美贸易战期间不得不压低公司的杠杆率，以支持本国企业。中国遭遇新冠大流行，不得不降低贷款杠杆，为企业生存创造条件。其结果是，2020年的债务上涨到GDP的285%，尽管多年时间里一直保持在250%。但现在，中国已在修正此项政策。2020年，中国是G20中唯一出现正面增长的国家，上涨率为2.3%。鉴于此，有必要压缩信贷资源，以防范不可控风险。陈欣教授指出，暂时看，这些风险是可控的，因为中国GDP中的债务结构与美国的债务结构不同。
他说：“中国整体债务率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高，但是存在较大的结构性差异。中国的债务主要来自国有企业，负债的目的是为了投资，通过发展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加强未来的生产效率。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是政府债务占比较高，主要用于国民福利和消费。因此从风险角度来看，这两种模式存在根本性区别。中国债务底层的风险相对较小，长期来看更加可控。”
不排除，邹澜司长在向商界发出信号：应降低信贷胃口。他强调，不动产市场的情况尤其复杂。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土地的租赁价格，在抬高土地价格，而房地产商，也在相应地提高房价；另一方面，消费者将不动产市场看成是很好的投资机会。经常出现使用贷款来购买房产的现象，如果是房贷，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有时，用于发展企业的贷款资金被用于购房，或者消费贷款用于购房。甚至，使用信用卡资金去买房。这将产生泡沫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将对消费者、房地产商甚至地方政府造成负面影响。
中国不需要动荡。而且，中国正走向更为市场化的发展和信贷模式。国家债务市场蓬勃发展，国债已被纳入摩根大通新兴市场债券指数、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和富时罗素全球政府债券指数。中国十年期债务的收益率要比美国公债高出2%多，而且可靠性差不多。为保持优势，中国应维持适度的货币政策，但条件是经济不能过度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