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不同城市的伴侣组成“最新型”的家庭，共同生活在第三个城市中。由于各个地区的文化特点具有极大差异，他们不得不适应伴侣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因此各种文化特点在逐渐消失。孩子们则不仅需要在父母双方的不同传统中寻找平衡，还需要在当地文化中寻找平衡。
周望指出，今天的孩子们听不懂方言，辨不出地方菜肴，不支持地方风俗。取代这一切的是，孩子们只讲普通话，吃同样的时尚餐食。他们的家庭在庆祝节日时甚至也是中立的：一起下馆子，或者去游乐园。
在过去几百年内，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与出生地紧密相连。只消问一个简短的问题：“你是哪里人?”，即可了解您讲什么方言，您喜欢吃什么，以及您是什么样的人。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上升以及无处不在的农民工，这个问题不再具有意义。
按照我们网站上的数据，人们的看法几乎是对半分的。然而，大多人认为，在当代世界中这个问题的确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赵晔琴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介绍说，在当前的形势下重要的是在“传统”和“新潮”中保持平衡。
她认为，“一方面这样的城市生活方式可能确实会淡化过去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传统习俗和文化，但是另一方面在城市中也有出现新的都市民俗，比如网上拜年、网上发红包等。对此我想我们不仅需要去继承和保护原有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应该以更加开放或者更加包容的心态去接受这样一种文化的变迁”。
赵晔琴认为这种趋势可能导致自决问题：“当前社会学界很多学者将务工人员或农民工的子女称为‘夹缝中的二代’，即他们的父辈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然而却‘进不了城’。所谓的‘进不了城’是指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中，并且受户口限制的影响，很多与户口捆绑的城市社会公共资源也不能够享受。真正的城市人视他们为外来人口，同时家乡的农村人又认为他们是城里人。所以我想这类孩子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可能是更需要被我们关注的议题。”
这方面也存在正面因素。可以推测，倘若农民工不受出身和地域特点所牵绊，那么当代家庭会获得更多的可能性、自由、兴趣、爱好，更多的了解和尝试新事物的机会，以及找到在生命中寻找自我的机会。
赵晔琴认为，既然城市化进程不可逆，那么农民工现象将变得越来越常见，越来越强地消除“传统”与“普遍”之间的界限。
她说，“对此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去试图影响或做出改变，而是需要更加关注这类城市的居住者，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让他们在城市能够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资源”。
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0%。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镇化率连10%都不到。越来越多的人前往城市务工——2015年务工人员数量达到2.77亿人，2019年达到2.91亿人。他们携家带口，在新的地方开启新生活，他们的孩子被送往新地方的学校，以期后来在新地方找到工作。
但对他们来说“根”还重要吗？他们在回忆起家乡的食物时是否满怀乡愁？他们又将操着何种方言询问“你是哪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