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哈特建议，美国通过进出口银行为发展中国家融资，建设高标准数字基础设施和自由互联网。此外，美国政府中的顶级“中国问题专家”团队还包括五角大楼的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和财政部的伊丽莎白·罗森伯格（Elizabeth Rosenberg）。他们在进入政府之前，一直在新美国安全中心工作。拉特纳和罗森伯格撰文呼吁建立有日本和荷兰参与的财团，构建独立于中国的半导体工业供应链。另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彼得·哈勒尔(Peter Harrell)指出，有必要建立新的世界技术供应链，以使美国在此过程中无可替代。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前还看不出，他将像特朗普一样招募反华“鹰派”团队。要知道，2019年的时候，有100多位奥巴马执政期间的官员和学者签署公开信，批评特朗普的反华政策。他们强调，双边关系恶化的责任不仅在中国，美国也难逃其咎，指出该政策的效果适得其反。但这些人并未进入进入拜登政府。
彭博社指出，因中美关系紧张，华盛顿的官员对华甚至很难保持中立立场。比如，被提名商业部长的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遭到弗罗里达州参议院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的严厉批评，原因是她未能就华为黑名单明确阐述立场。而被推举就任美国驻联合国全权代表的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因2019年在孔子学院活动上正面评价中国在非洲的政策而被得州共和党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严厉“斥责”。因此，目前，对美国政治家来说，对华立场“软”是不被允许的，不管他们的个人观点如何。
表面看，美国将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的责任推给北京。华盛顿指出，原因在于中国在世界市场搞“偷盗”，指责中国在盗窃知识产权和黑客攻击。拜登当政后，又提出“人权”问题和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许，中美对抗的另有其它真实原因？《金融时报》推测，美国不能没有外部威胁，这种威胁是使美国人民团结和社会不分裂的最重要因素。《金融时报》专栏作家Janan Ganesh从历史的相似之处得出结论：美国没有外部威胁就会出现内部分裂。美国国内战争始于美国-墨西哥战争之后。一战和二战之间，美国城市因社会骚乱而变得动荡。然后是长时间的“冷战”，需要动员力量。之后是恐怖主义威胁、伊拉克和阿富汗。如果美国没有外部敌人，那么多民族、多有色和文化特种的美国人民很难变得一个整体。
美国社会所谓分裂，事实上一直都存在。目前，中国正成为美国外部威胁的最佳选项，可将美国社会团结起来。对华政策并不简单，但对共和党和民主党来说，他们在此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分歧。与此同时，“中国问题”还将持续很长时间。要知道，中国将在经济实力上赶超美国，美国人也因此将巩固团结。《金融时报》总结道。
总体看，中国经济方面暂时让位于美国，但却信心满满地赶超世界领袖。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翘楚并非长远未来之事。与中国资本市场共同成长的是其政治影响力。Axios网站强调，中国政府正对外国投资商开放自己的市场。考虑到中国最先解决了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国资本市场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市场。事实是，大型投资商或直接或间接在中国公司有投资。
正如Axios所写道的，2020年，中国公司在上海、深圳、香港和国外市场上的总市值是17万亿美元，相当于伦敦股市总的市值。越多公司投资中国企业和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家债券，那么对人民币的需求就越大。在此情况下，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任务就能够顺利完成。众所周知，如果投资商无处投资，那么对任何国家货币都是没有需求的。强迫中国公司从美国股市退市，使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到中国大陆股市投资。这样，这些股市的资本增速将变得更快，最终对美国市场构成严重威胁。
原来，中国的经济成就、特别是中国资本市场上涨的条件之一是新生代特性。在中国消费市场领域的企业和初创公司尤其顺利。中国“Z一代”正进入市场，他们对此领域相当投入。CNBC援引L Catterton投资公司的研究写道，中国“Z一代”在推动中国品牌的流行。他们出生于1996-2010年代，大约占人口的17%，但其中超过25%的人倾向于新品牌。“Z一代”与前人的区别是思维更为全球化。然而，他们却更加心仪带有“中国制造”标识的产品。一方面，他们有购买能力，对新技术非常了解，日常生活中最大程度地使用数字产品。对新生事物也更为开放，其中包括新品牌和服务。他们和父母不同，不想节约度日。他们轻松花钱，同时，他们的消费结构也有别，这为提供新产品和服务的初创公司的涌现创造了条件。可以期待，到2030年前，中国的私人消费将达到12.7万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美国目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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