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去年11月份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自然人和法人和疑似与中国军工综合体相关的公司进行任何交易和投资。清单中有30多家公司，分别来自航空航天、电信和技术领域，其中包括华为和浪潮等等。1月份，纽约交易所启动清单中三家公司的退市程序，其中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宣誓就职后，华盛顿似乎决定对华执行更加慎重的政策。无论是提名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还是白宫发言人普萨基，都仅宣布，将与盟国进行细致磋商，对中国公司制定共同战略。雷蒙多只是强调，不能允许通过薄弱的电信网络威胁美国的安全，但还是没能具体说明，华为和其它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上的未来命运。
在政治用语层面也出现了某些松动。不久前，拜登签署命令，禁止将COVID-19称为“中国病毒”。此前的美国政府时不时地使用此类修饰语，这让北京感到愤怒。拜登决定，不能允许在美国社会中扩大种族仇视和歧视。
拜登就职后，开始重审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所有方面。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新总统的初步举措给出的希望是，华盛顿对华政策将不再像特朗普时期那样冲动和轻率。
他说：“新任拜登政府无疑是要对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做一个综合性评估，尤其是在内政问题上。众所周知，拜登上台后第一天就签署了十多个行政命令，要颠覆和推翻特朗普政府原来的一些错误做法。那么在处理外交关系上相对更为复杂，当前美国的重点是与盟友的合作，而对华政策由于涉及两个大国的战略性竞争利益，所以拜登政府并没有很快采取行动。但是至少推迟禁令这样一个新的做法确实显示了拜登政府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么疯狂，在对华政策上也在仔细地重新评估美国利益和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有可能发生积极性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
专家朱锋认为，实践证明，中美经济对抗有损美国自身利益。
他说：“实际上在经济、高科技和商业市场上盲目排挤中国，是完全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发动的对华贸易战是造成了双损的局面，中美利益都受到损失。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商界的反应，而是拜登政府本身比较温和与专业。他也需要认真考虑在中美冲突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美国利益的实际受损情况。因此我个人认为如果最近在华为问题上美国有新的放缓行动，应该说更多的还是基于美国的利益考虑，而不是由于美国某个商业团体的游说。”
不管怎样，不能忽视商业游说集团的能力。美国商界多次对限制和制裁与中国公司合作表示不满。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搞经济和科技对抗，直接涉及美国势力强大的游说集团的利益。中国每年进口芯片高达3000亿美元，比购买原油都多。不难计算，美国高科技企业没了中国市场将失去多少利润。仅华为公司，2018年就在美国购买了110多亿美国的科技组件。
现在，拜登政府面临的任务并非简单。一方面，不可能把对华政策来个180度大转弯。毕竟，华盛顿两党共识还在，即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因此，特朗普推出的大部分制裁措施，在拜登时期还将以某种方式存在。另一方面，在商界的压力下，拜登将努力使这些制裁变成形式和修饰。其目的是，在两国技术和政治对抗背景下，不直接触及美国势力强大的商界利益。在美国经济克服新冠危机需要刺激因素的条件下，这个问题尤其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