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投资工具匮乏，个人、中小型企业获得银行产品的机会有限。根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三年前中国没有银行账户的成年人口在全球位于榜首（为2.25亿）。没有银行贷款的人更多。传统上，对于全球银行业而言，贷款业务所占份额超过银行收入的50％。但是由于政府往往是大型银行的担保人，因此中资银行更倾向于为国有大型公司提供贷款，从而将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降至最低。个人按剩余信用额入账——此类贷款不到中国银行总资产的四分之一。对于中小型企业所占份额甚至都不到20％。
还必须考虑到中资银行关于存款利息政策的特殊性。尽管中国经济已经市场化数十年，但几乎没有个人可以选择投资银行存款的投资选择。因此银行可以不担心竞争而维持勉强超过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最低利率。这项政策使银行可以积累大量金融资源，并将其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这在确保GDP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设法寻找更多有利可图的方式来投资自己的资金。首先是房地产市场，然后是股票市场。实际上，两者似乎都有利可图。房地产市场很快出现过热。2015年中国股市崩盘。中国政府认识到，在这些领域大量涌入的非专业投资者可能会对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严重风险。
为那些至少拥有少量自由储蓄的人，私人基金打开了大门。在这里人们可以以比银行存款更高的利率进行投资。结果，直到不久前阿里巴巴的余额宝基金还是全球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在2018年达到顶峰时，该基金管理着2680亿美元的资金。地区小型商业银行也扩大了其贷款组合，通过蚂蚁金服等在线借贷平台实际上也吸引了客户，并与技术公司发行了联合贷款。正如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的那样，相应地，减少从事互联网金融的公司的贷款业务将主要影响小型商业银行的业务。
郭田勇主任说：“存款结构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通过线上这些平台可以帮助中小银行给客户提供服务，让这些银行的存款口径可以通过线上方式扩大到全国。现在这些线上业务被暂停，就使得这些中小银行没有办法再跨区域获得存款，导致在业务发展上吸收存款的能力上会有所降低。按照银保监会的精神，中小银行应该是本地化经营。所以对于这些银行而言，我认为替代性方案恐怕并不太好找，因为根据监管政策他们并不被允许跨区域进行经营。那么当前中小银行能做的就是深耕本地业务，把自己区域内包括存款在内的各项业务做好。”
郭田勇专家指出，中国监管机构的规则表明，例如，如果一家银行在北京没有分支机构，那么它就无法在中国首都吸引存款。金融科技公司由于其技术特点，很容易从全国各地的客户那里积累资金。这会带来系统性风险。最近，中国政府加强了对金融科技公司活动的控制。正如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在最近举行的互联网金融论坛上所说的那样，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展此类金融业务，属于“无照驾驶”的非法金融活动，也应纳入金融监管范围。因为就连吸引存款和发行贷款的银行结构还受严格的规定所限。可见，中国监管机构给出了明确信号：如果科技公司实质上在从事银行业务，那么它们必须与这一市场的所有参与者一样遵循相同的规则。
显然，新规对于中国金融科技市场来说是个意外，因为该行业的十多个最大参与者决定减少吸引存款。一方面，这表明监管措施制定出台的及时：既然这些公司无法立即使自身业务符合这些规则，这意味着业务本身确实存在一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