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大多数违约公司都集中在几个特定领域，包括消费和能源领域。例如，全球S＆P Global指出，在中国永成煤电控股集团就未履行其债务义务。美国大型零售商J.C.彭尼 Penney破产。英国阿卡迪亚集团贸易公司也宣布破产。此外，欧美许多发达国家奉行的超低利率政策并没有在帮助企业生存上起到预期的作用。
债务负担快速增长的问题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很典型。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奉行降低杠杆率的政策。然而，经济困难，包括与美国贸易战以及新冠疫情引起的危机，打乱了所有计划的顺利执行。结果，2020年中国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债务总额增至GDP的335％（相比之下：2020年第一季度，这一数字仅占GDP的318％）。债务负担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资者对债务工具的大量需求。中国拥有世界第二大债券市场，累计发行量超过15万亿美元。
投资者渴望投资债券，因为在中国违约非常罕见，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支持的公司中。在过去的五年里，只有25家国企拖欠了1560亿元人民币的债券。但是今年情况急剧恶化。2020年已有10家国有企业违约540亿元人民币。仅永城市煤业就没有向投资者支付10亿元。就连清华紫光集团也遇到了麻烦，尽管中国政府对其作为芯片和微电路生产的领导者寄予厚望，因为它在将来有可能为中国脱离美国技术而独立做出贡献。如果说以前地方政府还能设法帮助所关照的公司摆脱困境，那么现在，正如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在文章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债务证券的投资者和发行人应该对金融风险负责，而不是对国家负责。当然，破产潮可能会对短期社会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政信投资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何晓宇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强调，破产是正常的自然选择过程，可以促使经济进一步发展并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何晓宇专家说：“破产会带来了很多负面的社会连锁反应，比如失业问题、社会和政局稳定的问题等等，同时还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若是如果大量企业破产，还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导致长期的经济萧条。但是破产的过程就像一只无形的手，能够淘汰一些不能够再适应竞争的企业和行业，让资源逐渐转向有代表性的新行业。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企业破产也存在利好的一面，是一个自然的经济规律。目前我国对企业的干预力度并不是特别大，主要还是持扶持的态度。尤其是在今年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我们出台了相关的就业措施、提供补贴贷款政策等等。只是这一过程毕竟是市场行为，我们在扶持企业的基础上，也要尊重市场规律。当然监管是另外一件事情，有些情况需要政府的监管。总体来看，企业的这种破产并不是因为政府的干预或不扶持而导致的，主要还是优胜劣汰的过程，受环境的影响。”
从全球看，新冠疫情已经影响到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而在中国情况绝非最糟。根据预测，中国将是2020年经济增长略有增长的G20中的唯一国家。此外，一些国家奉行的去全球化政策和限制国际贸易的政策也不利于全球经济复苏。因此何晓宇专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看到更多的企业违约。
他说：“目前全球都处于经济下滑和竞争激烈的发展趋势中，这与全球的格局发生变化也有一些关系。过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携手共建未来的态势非常明显，而近年来意识形态的变化则导致了人为的经济隔离现象，东西方的共同协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类似反全球化和反自由贸易的行为实际上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另外，虽然全球经济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有所复苏，但是整体上经济增速不如从前。再加上今年来自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企业破产的背景条件更加充足。我个人预计若是疫情不能得到有效遏制或彻底解决，这种企业破产和经济发展的低潮明年可能会更加严重。”
在不久的将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将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如何避免经济硬着陆并支持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又如何不将资源花在没有活力的公司上。毕竟，人为地支持那些没有效率的工业和企业，最终将给经济带来沉重负担，并会阻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五年里债务负担高的公司在资本支出、提供新就业岗位数量和利润增长方面的表现要逊色得多。但正如全球S&P Global所预测的那样，不同国家/地区出台各种新的财政激励措施仍是明年的特点，为的是消除短期负面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开始积极地对公司使用破产制度，比其他国家更早地考虑到了进行根本重组的必要性。但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准备忍受多长时间以及多大痛苦恢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