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从记忆中抹去的一年”:卫星通讯社记者在核爆75周年时从广岛发回的报道

2020年是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75周年。在周年纪念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广播电台记者前往广岛——1945年8月6日8点15分,广岛在10秒钟内就被彻底从地球上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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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老去的“被爆者”

截至今日,“被爆者”(hibakusha,意即核爆炸幸存者)的平均年龄是84岁。有人认为,日本全国尚有13万名“被爆者”。据日本共同社数据,大约25%的受访者指出,由于健康状况,自己越来越少参与与核爆话题有关的研讨会和辩论会。与此同时,13%的受访者说,自己不再从事教育活动。40%的受访者坦言,他们从未与人分享过自己对那些年恐怖经历的回忆,因为当时年纪尚幼,不记得任何细节。只有19%的受访者有能力继续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

“我想从记忆中抹去的一年”:卫星通讯社记者在核爆75周年时从广岛发回的报道

新冠肺炎大流行使局势恶化:大多“被爆者”认为,新冠病毒阻碍了他们推广销毁核武器的主张。相信这项事业在未来某个时候将取得进步的“被爆者”人数逐年减少。


“100年后我们仍将保存关于那些事件的真相”

记者参观的首个项目地点是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建立纪念资料馆引起了极大关注——2019年的参观人数达到1.76亿人。这个指标打破了2016年的记录(1.74亿人),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成为正式访问广岛的首位美国总统。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在修缮后的空间内增补了1945年广岛核爆时死难者的大量照片和个人物品。还出现了单独部分,讲述核爆期间身处广岛的外国人以及核袭击期间伤者的故事。
日本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新馆长滝川卓男(Takuo Takigawa)向外国记者们介绍说:

“我们修缮的主要构想是——在100年后当被爆者们已经全部离世时,还能够保留那些年间事件的真相。为此我们采取了自然主义。正因如此,我们放弃了展示广岛核爆受害者的人体模型。我们决定不再放置任何人造的东西。”
“我想从记忆中抹去的一年”:卫星通讯社记者在核爆75周年时从广岛发回的报道

除了“石头上的人影”和“儿童三轮自行车”等著名展品外,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还补充收集了恐怖事件目击者的5000多幅画作。
此外,在展示留存真正“黑雨”痕迹的墙壁期间,滝川卓男分享了一则新闻:7月29日广岛法院裁定,在政府指定的专门区域外因有毒降雨而遭受辐射的84人最终被认定为“被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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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地方当局多次请求把专门区域外的“黑雨”受害者列入“被爆者”名单中,由此把他们列入免费医疗救助领取计划中。但由于缺乏雨水影响广岛郊外人们健康的科学论据,日本中央政府拒绝了这些请求。虽然90名受害者已经不在人世,但这项裁决成为过去75年来在这件事上的首个真正成绩。

“我想从记忆中抹去的一年”

85岁的寺本贵司(Teramoto Takashi)是在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中奇迹般生还的人。他在爆炸时身处自己距离核爆中心1公里远的家中。一个人距离核弹爆炸这么近,生还几率估计在50%左右。


在临近二战结束前,美国人积极袭击日本各个主要城市。从1945年4月起,为了避免小学生遭到空袭,专门撤离他们。我当时上5年级,被送往山上的庙里生活。我们常常尝试逃跑,因为非常想家,也没有任何东西吃。但我们会被送回来。我的妈妈在8月4日这天来看望我,以便带我看医生。起初我们本计划8月6日回家,但我是如此想快点回家,以至于尽管妈妈很疲惫,我还是说服她当天就回家。如果我们8月6日回家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原子弹爆炸。我到现在都后悔这么作,否则我妈妈当时还能够活下来。”

8月6日早上我在家,给我住在防空洞中的朋友写信。突然我看到了闪光。一切瞬间被黑暗所淹没。我对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任何概念。我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女邻居,她没有认出我来,因为我头部受伤,我的整张脸都浸在血泊中。我企图找到妈妈,但女邻居说服我,妈妈会得救的,我们需要逃命,于是她就把我背在了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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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逃跑时,我看到了一个脖子以下全被埋在废墟中的女人。我到现在都无法忘记她骨碌碌乱转的惊恐双眼。
我们在半路在Yokogav停了一下,那里有许多严重受伤的人们。但没有任何药品和医疗设备。我的头部也只是随便用白色衣服缠了一下。我看到一个曾在院子中一块儿玩过的小伙伴。他被严重烧伤,走路时两条胳膊伸向前方。看上去就像是衣服碎片吊在胳膊上一样。只有在靠近后我才明白,这是皮肤碎片。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在几天后死了。救了我的女邻居在2到3个月后死了。
再后来,我辗转来到了农村的阿姨家,他们对我照顾得很好。父亲告诉我,母亲得救了,因此在她康复期间,我等不及再见她。但我们等了很久,终究还是没能见成面——母亲在8月15日过世了。
8月底我发现,我开始掉头发。我全身都疼,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终日躺在床上。我假寐时听见人们说:“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人会突然开始掉头发,牙龈出血,身上出现紫斑,之后会一个接一个死去。我希望,这个孩子能挺过来。”我当时想,他们多半是在讨论我的。”——寺本贵司与人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在经历这样的悲剧后,如何能够在自己身上找到宽恕并继续活下去的力量?也许,这是人们最想向任何“被爆者”提出的常见问题。
寺本贵司说:

“人们经常问我,‘你恨美国吗’?我妈妈和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都被杀死了。因为他们死于原子弹爆炸,我无法说,‘我心中没有仇恨’。我的确恨过。但多年过去后,我有了自己的孩子,然后有了孙子,我感受到的已经不再是仇恨抑或怨愤。我想说的所有话是——这种事情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重复,不能再继续容许这种残酷发生。”
“我想从记忆中抹去的一年”:卫星通讯社记者在核爆75周年时从广岛发回的报道

“抓住和平,小心呵护”

广岛原子弹爆炸遗产传承者(a-bomb legacy successor)冈本年子 (Okamoto Toshiko) 不是在广岛出生的,但她专门从东京来到这里,以便为保存原子弹爆炸受害者记忆作出自己的贡献。她在这里生活了将近30年。
冈本年子说,目前有40名被爆者参加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的研讨会,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广岛原子弹爆炸遗产传承者大纲规定学习3年。第一年学习与原子弹爆炸有关的一切知识,以及广岛历史。在第二年学习期间,研修生与想分享个人经验的被爆者交流。此后等待他的是最难的事情——基于所研究的内容,必须写出一篇论文。在此基础上需要制作45分钟的幻灯片。被爆者对您作出评价,如果一切正常,那么您将成为广岛原子弹爆炸遗产传承者。”

现在广岛原子弹爆炸遗产传承者大纲因新冠病毒而被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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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和平从这里随身带走”

广岛和平志愿者活动的开始时间不是太久,确切地说是从去年6月开始的。志愿者们为外国人举行游览活动。
广岛大学二年级学生Ikeda Fyyda一直想尝试担任英语导游,为尽可能多的外国游客介绍故乡广岛市的历史和现状。
“通常来说,游客会提问许多与国际关系有关的问题。比如,他们询问美国‘核保护伞’,或者想了解我对日本没有签订《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看法。我认为,日本作为唯一一个经历原子弹爆炸的国家,应该在‘无核世界’运动中起到关键性的领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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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大学三年级学生Nomura Mikaeru Kai在菲律宾长大,在那里一直住到了大约18岁。他的妈妈是日本人,因此他决定报考日本大学。
“我们为外国人举行游览活动。因此我想,一旦我很好了解外国人通常如何看待历史,那么我将更容易与外国游客找到共同语言。”
在游览活动期间,我们不单把精力集中在介绍内容上,也把精力集中在与倾听我们讲话的外国人建立联系上。目的是使我们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从而使游客们回家后,在自己的祖国向人介绍广岛是一个值得参观的好地方,尤其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可以把“和平”从此地随身带走。
这项建议让人想起“被爆者”小仓惠子(Keiko Ogura)在记者此行两天前举行的网上新闻吹风会上所说的话语:1945年的原子弹爆炸使曾拥有35万人口的广岛市失去了14万人左右。现在广岛市共生活着199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