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因素
活性原料药生产企业，是制药工业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效药物生产，决定了国家制药领域的技术水平和医药安全程度。迄今为止，中国是国际活性原料药市场的最大供应国，每年约产300万吨。据RNC Pharma分析公司资料，2019年，仅俄罗斯就从中国购买了299种原料药，其中90种是在那里生产的。“制药中心”总经理、“合成”和“生物综合体”公司管理者谢尔盖·克雷科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从实质来说，中国在原料药市场处于垄断地位。
他说：
“中国对俄罗斯的影响巨大，除中国外还有印度。总起来看，这两个国家占俄罗斯药物进口的80%。与此同时，印度也同样依赖于中国，中国在印度活性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进口中占2/3。印度政府甚至出台专门的计划，要将依赖性降低到最低程度。也就是说，问题已经超出制药领域原料药的框架之外了，要知道，医药中间体生产是一个大的化学领域。”
冠状病毒大流行将国家边界关闭，打乱了原有的物流和生产链条。从2月份开始，中国制药企业接连停产。很快，印度也终止了制药原料供应，禁止与中国药企联合生产的26种原料药出口。据谢尔盖·克雷科夫介绍，“制药中心”公司的中国伙伴，在此情况下表现各异，但总体来说，他们尽了自己的能力。
他说：
“大流行开始阶段，中国药企新年后还没来得及上班就停产了。与具体厂家已有很好伙伴关系的，合作效果都不错。比如，一家中国公司同意向俄罗斯发出自己活性原料药的所有库存。由此，我们公司的原料够用几个月时间。但也有另一种情况下，比如武汉一家企业拒绝供应羟氯喹，因为政府禁止将抗COVID药物外运。羟氯喹是抗冠状病毒药物中的组成部分。但在俄罗斯工贸部和中国驻俄使馆的协助下，问题得到了解决。它们帮助我们找到并快速注册了另一家中国企业。现在，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的‘生物综合体’公司已能自行生产羟氯喹了。”
大流行的教训
俄罗斯国家药物与实践研究所所长弗拉迪斯拉夫·舍斯塔科夫指出，COVID-19大流行给人类带来了很多重要教训，其中之一是生产领域全球化理念崩溃。
他说：
“大流行教会整个世界的是，一切都要指望自己。除自己之外，谁也不会给我们提供帮助。从这个意义讲，全球化理念完全崩盘了。在此方面的证据有很多，从国家隔离、世界生产关系遭到破坏，到大流行期间对急需药物的公开投机买卖。所有国家都力争保护本国经济和公民的健康。俄罗斯应从这种局面中汲取经验，设计本国药物安全保障机制。”
在俄罗斯，为居民保障本国生产药物供应，可以说是从“零”开始，这点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光明之路”制药公司总经理弗拉基米尔·舍尔巴科夫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活性原料药高度集中在中国和印度，使世界制药产业感到“头痛”。
他说：
“我觉得，大流行已经成为对局势重新思考的钥匙。实际上，世界所有厂家都已在考虑在本国或可控经济区生产活性原料药。物流便利和参与分配机制，已经成为重要的、某种角度看是决定性的要素。我想，在最近的2-5年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活性原料药生态生产将蓬勃发展。俄罗斯不应输掉这场竞争，为此我们拥有所有潜力。”
进口替代政策
苏联时期，原料药生产水平相当高。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人才，科学也参与到符合世界标准的产品生产过程中。苏联的药物工业，实际上为本国工厂提供全部的国产原料药。同时，还向国外建厂提供技术援助。比如印度，首家在海得拉巴建成的活性原料药药厂，是1968-1969年期间由苏联专家援建的。苏联解体后，国内原料药生产“归零”，全俄整个生产链条的企业数量不超过50家，现在几乎增加了一倍，变成了95家。其中的60%是最近5年中建成的。
进口替代，对俄罗斯制药工业来说已经成为战略性任务。卫星通讯社咨询的专家们认为，该领域的技术人才和原材料潜力，再加上国家支持和大流行期间积累的经验，可使此项任务能够在5-7年中完成。弗拉迪斯拉夫·舍斯塔科夫为此举出实证。
他说：
“制药领域相当顺利地控制着也已形成的极端局面。最近几个月时间里，制药工业和医疗部门，按照救火模式运行着。与此同时，所有部门都在密切协调。国际社会遭遇100多年前曾经有过的挑战。俄罗斯制药业的贡献在于，大流行期间，不仅成功地增加了生产，而且还拥有了新的平台和能力。这样的结果，也源于国家的支持政策，其中包括加快登记程序、快速进口药物资源、医疗产品以及提供优惠贷款等等。如果说，今天医药公司的关注点是完成进口替代任务，那么，国家可能在最近的未来，不仅能够解决自己的药物安全任务，而且还能够在世界劳动分工中拥有显著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