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网站引用研究机构荣鼎集团伙伴Thilo Hanemann和Daniel H. Rosen报告对此做了详细报道。报告称，在过去的18个月内外国公司对中国合作伙伴的并购数量急剧增加。外国伙伴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 CNBC解释说，由于放宽了对外资在中国经济多个部门的最大份额的立法限制，许多公司正在扩大与中国合作伙伴在合资企业中的份额。例如 ，J.P摩根以10亿美元获得了对企业的完全控制权。法国保险商安盛保险（AXA）以46亿元人民币进行了类似交易。大众汽车以1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安徽江淮汽车的控制权。此外，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商还收购了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国轩高科26％的股份。然而中国公司在海外投资正在下降，主要是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恶化。相比之下，外国对华投资增长了7.5％，达98.7亿美元。CNBC指出，在COVID-19疫情引起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外国资本正在寻找新市场，而中国市场看上去非常可靠且庞大，这要归功于中产阶级的增长和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此外，中国放宽了对外资股的限制，这有助于吸引更多投资。但CNBC同时指出，中国市场仍然存在许多行政障碍。在华欧洲银行负责人抱怨仍有大量报表业务。然而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远胜这些不足。除此之外，中国公司已经提升了自己的实力。 CNBC最后指出，如果说早期对外国合作伙伴而言，唯一的优势表现在庞大的中国销售市场上，但企业必须从零做起的话，那么今天已有许多中国初创公司拥有有价值的技术和现成的解决方案。
随着中国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的发展，印度可能会取代其成为主要商品出口国。《印度快报》（Indianexpress）的文章作者认为，与其抵制中国商品并在两国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设置障碍，不如借鉴中国经验并努力在世界出口中占据一席之地。文章写道：印度商品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与全球需求疲软毫无关系，而与印度商品的竞争力低下有关。汇丰提供的研究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需求疲软仅能解释印度出口下降所有案例的33％。而一半以上的案例的问题纯粹在于自身。缺乏稳定的电力供应，后勤保障问题，监管障碍，履行合同义务方面的困难等等，所有这些仅仅是导致印度出口遭受损失的众多问题中的一部分。当然对中国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很高，尤其是在汽车、制药和电子行业。然而阻碍印度扩大本国产品（包括中间产品）的原因是什么。例如，如果印度想在纺织品生产中占据领先地位，那么就应该扩大棉花种植面积。中国的成功归因于其专门从事劳动密集型中间产品的生产，而整个全球供应链都依赖于此。《印度快报》的文章最后写道，印度目前恰好处在选择该走哪条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
今年中国放弃了GDP增长目标，并将重点放在改善生活质量和彻底消除贫困上。正如《经济学人》指出的那样，中国并不像许多人以前想象的那样贫穷。只是中国政府设定的最低生活标准高于世界银行设定的相应标准。该杂志的文章写道，十年前中国农村地区最低生活标准定为每年2300元，或每天6.3元。而世界银行将最低生活标准定为每天1.90美元。如果仅按汇率来计算，那么中国的最低生活标准低于世界银行。但是，如果用购买力来评估这些金额，则2011年中国的最低生活标准为每天2.30美元。最后，根据目前的统计数据，中国有6亿人每月靠1000元人民币生活，这也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举例来说，假设中国只有10个人，而最贫穷的四个人每天分别赚取1、2、3和4美元，那么中国人均收入应为2.5美元。但是，十分之二的人实际上生活在平均水平以下。《经济学人》因此得出结论，实际上中国比看起来要富裕。
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开始对混合动力汽车进行重新分类。今后它们将被认为是具有减少排放的汽油发动机。在此之前只有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才被考虑，而经典混合动力车属于具有内燃机的传统汽车。正如《纽约时报》所指出的那样，一切都源于对在华的国内外汽车制造商规定的严格的配额制度。对于使用内燃发动机的汽车生产，给予“负分”，对于使用新能源生产的电动汽车和其他车辆，给予“奖励”。因为要确定“奖励”对“负分”的比率，因此公司越想用ICE生产汽车，就越需要生产环保汽车。旧的分类方法问题在于，汽车制造商没有必要改善ICE汽车的技术。但从今以后对于混合动力汽车，将获得较少的“负”积分。这意味着汽车制造商生产更多的混合动力汽车将更有利可图。正如《纽约时报》最后写到的那样，这将减少总体空气排放水平，并将显著改善城市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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