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国家中断航空和铁路运输，隔离措施导致公路交通利用率下降，工厂停产。这一切的结果是碳排放减少，中国、韩国、欧洲国家和美国上方的空气清洁。郑挺颖认为，虽然依靠这种方式环境问题短时期内能够得到改善，但是其副作用非常明显。
中国所采取的抗疫措施仅仅在一个月内就把碳排放量减少了25%。这是英国气候政策网站《碳简报》（Carbon Brief）上发布的研究结果。美国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２月底的卫星图像清晰显示，中国上方的空气如何在一个月内就得到了清洁。
欧洲国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３月底，欧洲航天局（ESA）发布了卫星图像，显示了多国上空臭氧层在１月１日到３月１１日之间的变化。意大利上方的变化尤其令人瞩目，这个国家的生态指标变好肉眼可见：天鹅和鱼类开始返回到威尼斯运河，尔后当地人还观察到了海豚和海蜇。
按照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的研究，在美国因新冠肺炎而实施紧急状态后，交通流量缩减３５％，导致一氧化碳排放量在几天时间内就减少一半。
郑挺颖认为，许多国家的方法具有强制性和临时性，因此在疫情结束后将不会保留下来。他警告说，更何况，生态状况恶化的可能性很高。
郑挺颖说：“我认为疫情过后出现报复性环境污染的概率较高，很多国家对经济增长都有强烈的诉求，无论是政府决策者还是普通民众。因为人们长时间居家，没有消费、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这些都会产生一定的焦虑情绪，这时候，环境问题恐怕将被排在第二位。但是越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越是需要强调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性，加快绿色转型，提高发展质量，实现经济生产、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
但郑挺颖认为，正是抗疫经验和所采取的措施有助于未来解决疫情引起的生态问题。
“这次疫情至少说明以下几点：第一，在人类活动减少的背景下，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速度很快，在西欧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动物走上街头的情景；第二，疫情证明了人类的不少活动并非必要，很多工作和事情都可以通过居家办公、远程视频会议去解决。即使居家办公，很多智力密集型的企业依然能够良好运转。第三，疫情推动了大量高新技术的快速普及，以前这些新技术可能还要推广宣传，大众出于习惯可能也不太愿意接受新鲜事物，但是在疫情期间却不得不使用高新技术，这对推动我国社会的智能化转型具有深远意义。我们还可以看到，面对疫情带来的诸多冲击，人类的适应能力非常强。环境保护问题同理，只是人类尚未切身感知到环境问题的风险，如果人类能够像感知病毒一样感受到环境风险，那么绿色转型也会非常之快”，——郑挺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