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张家瑞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他称，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冲击，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工厂停工，需求萎缩。2020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速按可比价格计算为-6.8%。三大产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速均大幅下降，其中工业同比增速下降最大，达到-9.6%，跌幅超过了服务业和农业。显然，由于很多工业企业在中国农历春节期间一般不完全停工，而今年受疫情影响这些企业不得不全面停工停产，因此工业生产同比出现大幅收缩，是中国GDP增速同比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继续道，此外，一季度中国的消费也出现断崖式下跌，1-2月的消费同比增速为-20.5%，而3月的消费同比增速虽有所回升，但仍然只有-15.8%。疫情从生产端和消费端对中国经济都构成了巨大冲击。
张家瑞指出，连续观察一季度三个月的数据，似乎中国经济经过前两个月的冲击后，在三月份出现了好转的苗头。然而，由于疫情在全球的全面爆发，世界经济纷纷陷入萎缩和衰退，对中国经济真正严肃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谈到国际方面，张家瑞表示，疫情冲击下，欧洲和美国从三月份开始陆续也出现停工停产。美国金融市场出现剧烈震荡，经济活动急剧收缩，零售业遭受重创，失业率突增，整体物价出现下降，市场一度预期美国将出现通缩甚至萧条。
不过，他认为，美国经济因为疫情的冲击陷入衰退，但出现长期萧条的可能性并不大。
张家瑞分析道，一方面，美国金融市场出现巨震，外因是疫情冲击和原油价格冲击，但内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美联储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刺激出现了泡沫。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整体而言仍然比较健康，例如S&P500上市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大概为65%左右，企业的现金储备和营业收入之比稳定在15%左右，这表明美国企业的现金储备还比较充分。另一方面，虽然美国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在过去10年逐渐提高，但美国家庭部门一直在去杠杆，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预防经济衰退因为家庭部门的财务失衡而被放大。第三，美联储汲取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验，紧急降息并无限量投放QE，缓解了金融部门的流动性问题。
他总结道，“因此美国出现大量金融机构破产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三个因素，美国经济虽然因为疫情冲击陷入衰退，但不会出现长时间的萧条。随着疫情的控制和生产活动的恢复，美国经济将会出现缓慢反弹，但反弹出现的时间不会太快，估计最早需要到今年四季度”。
他分析道，一方面，在疫情冲击之前，欧洲经济复苏的速度本来就较慢，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去杠杆速度缓慢，资源并没有快速并有效地再分配到高效率的经济部门。另一方面，原本就处于量化宽松的欧洲央行，其货币政策空间已经不大，货币刺激的效果也非常有限。欧元区各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也很难通过货币政策弥补。尽管欧洲央行推出了资产购买计划，但很难保证欧元区经济体最需要救助的企业获得流动性和现金流。
张家瑞强调，反观中国，第一季度中国经济遭受的打击主要来自国内疫情导致的停工停产和需求萎缩。而从3月下旬开始，中国经济将要面临的真正打击将是海外市场需求的大幅萎缩。尽管中国政府连续推出政策组合拳来刺激国内需求，通过“旧基建”和“新基建”刺激投资，央行通过降准投放流动性，但这些刺激措施很难弥补中国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急需的订单。海外订单的中断和现金流的断裂将是这些企业生存的最大威胁。
他继续道，而中国出口型企业对应着超过1亿人口的就业，如果这些企业无法坚持下去，中国经济将进一步萎缩，失业率将显著增加。尽管中国政府还推出了减税、贷款利息减免等为企业减负的措施，但由于受冲击的企业数量过大，商业银行的能力和贷款意愿将受到考验，政府的财政约束也将限制其大规模刺激投资的能力。
张家瑞认为，“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做好过寒冬的准备。海外需求的复苏可能需要等到今年四季度，因此中国经济的反转和复苏可能也将在年底才会出现。第二季度对中国经济将是最大的考验”。
他最后总结道，不过，“危”与“机”总是共存。这次疫情将带来的不仅是经济衰退，还有经济结构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升级。中国经济也有固有的问题：企业杠杆率过高，生产效率较低。疫情冲击如大浪淘沙，必然有一大批低效率企业将被淘汰。好的企业可以利用这次疫情低价收购好的资产，疫情结束后企业的增长模式和盈利模式也将发生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