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资本押注非洲

中国风险投资人看好非洲。去年吸引中国风险投资的主要地点还是硅谷,而投资非洲的主要是一些中国矿业公司。但随着与美国贸易战的开始,中国科技公司决定押注非洲。
Sputnik

据《南华早报》报道,今年夏天中国资金清流资本、九河创投和Shaka Ventures向尼日利亚GONA投资。GONA总部位于拉各斯,提供公交无现金支付服务。在非洲市场拥有58%以上份额的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Transsion已经向尼日利亚支付公司PalmPay投资4000万美元。在非洲提供支付服务的创业公司OPay也从中国投资者那里筹集到1.2亿美元。《南华早报》指出,现在非洲大陆被中国公司认为不仅是资源来源,也是金融科技解决方案的一个有前途的市场。

中国与非洲国家签署首个自贸协定

中国金融领域的新技术发展尤为迅速。中国是非现金移动支付领域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2018年中国移动支付服务交易规模超过4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1%。中国两大科技巨头——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各占庞大的中国市场半边江山。其他一些公司提供相关配套解决方案:付款人面部识别算法、将各种服务集成到移动支付应用生态系统中等等。

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创新技术解决方案迅速在中国扎根成长壮大,这恰恰是因为传统的银行产品和服务并不是太发达,且广大民众较难获得其产品和服务。类似情况也在其他一些国家市场存在,例如,在俄罗斯。从零开始创建任何系统都比改建现有模型容易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例如,在俄罗斯,任何银行交易几乎可以立即通过手机或电子邮件发送给客户。而在一些欧洲银行,例如,账单则需要单独订购,且还要等上一段时间,有时不是一天。另一个例子是城市停车费的支付。在莫斯科或北京,这可以通过点击手机完成,因为付费停车位不久前才出现。而在美国许多地方停车必须像几十年前那样,需要通过付款机支付25美分。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看起来有点笨,但该系统存在已久,重建它既困难又昂贵。

中国关心非洲安全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风险投资公司也认为非洲是引进创新解决方案的有前途的市场。非洲大陆约有12亿人口,其中大多数人仍然无法正常获得银行产品和服务。然而,在非洲智能手机的普及则快于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非洲40%的人口在20岁以下。这个年龄段的人在掌握移动服务方面比其他人更积极。《南华早报》估计,非洲智能手机用户的年增长率为6.1%,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有望到2020年非洲移动服务用户将比2017年增加1.15亿新移动用户。

所有这一切都为金融科技的普及创造了条件。中国作为移动支付技术普及的全球领导者,可以把其经验带到非洲。与西方竞争对手相比,中国企业有更多从零开始开发金融科技的经验。此外,正如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经济研究所所长刘青海博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的那样,中国企业也做好了承担更多风险的准备。

刘青海所长说:“从宏观角度来看,我认为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原因:1. 全球市场形势的变化作为一种推力,增加了对非市场的需求。近来在欧美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有抬头趋势,包括中国的一些公司在美国也受到了打压。因此在市场空间缩小的背景下,投资者就把视线转向了非洲这样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大陆。2. 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企业特点相关。从发展阶段来说,中国当前正在由高速增长转型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从过去粗放的劳动密集型增长转化为知识技术密集型增长,为此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粗放型产业便需要对外转移。放眼全球,非洲作为正在成长中的新兴大陆是最有潜力的,因为其人均GDP在全球应该算是最低,可增长空间更大。另外,企业为了分散风险,需要在全球布局,所以有些企业也会选择将一部分产业转移到非洲。从中国企业的特点来讲,一是敢于吃苦,非洲的条件相对比较艰苦,西方的企业大多不愿意过去投资。二是具有技术的优势。与西方技术相较,中国与非洲的技术差距更小,更容易被非洲所接纳吸收。三是敢冒风险,因为中国一直处于发展中,成长阶段的市场通常更多变,所以中国企业一直在这种市场上摸爬滚打,形成了敢冒风险的精神。而且目前在非洲的中国企业有很多成功的例子,能够起到榜样带动的作用。再加上非洲市场年轻人的数量庞大,平均年龄才19.5岁,使得中国像数字经济、互联网电子商务领域的优势格外明显。3. 非洲目前属于工业化前期,工业化需求大却又资金缺乏,所以非洲需要中国的资金和投资。近来非洲的城市化速度也在加快,推动了内需的扩大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不仅为中国工业的转移提供了机遇,还给像数字经济、互联网、电子商务等中国第三产业的转移带来了商机。此外非洲因为资金缺乏,单位资本的收益率很高,对中国风险投资来说也是一大优点。但是对非投资不仅具有吸引力,同时也并存风险和挑战。比如利率高、汇率波动,政治环境也不大稳定,很多中国企业在南非、尼日利亚等国遇到了很多的问题,那么挑战风险高也会带来风险投资需求的增加。”

一方面,市场趋势当然发生了变化。之所以被称为风险资本,是因为它被投入到潜在的增长最快的部门,但却具有很大风险。 另一方面,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投资人战略的改变。早在2018年中国风险投资基金就向美国初创公司投资148亿美元。但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后,这个数字在2019年降至40亿美元。可见,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试图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中国资本关闭一些行业的做法,或许没有必要。中国资本已经转向盈利和增长迅速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