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2017年中国共有1723万名新生儿出生，2016年中国共有1786万名新生儿出生。2018年还有另一个下滑，而且更为激烈——新生儿数量打破“负面记录”，为1961年来的最低数字。顺便说一下，按照人口学家的估计，中国出生率下降的状况还将持续下去，因为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戎认为，当前的人口状况是由更复杂的一揽子原因决定的。
周戎说：“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化存在一些历史原因。1980年，党和政府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当时全国各地的家庭一般都有两个至四个孩子，城市的家庭一般都有两个孩子，而农村的大多数家庭都有四个孩子。“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是逐渐落实的，大体的趋势是城市落实较快，而农村落实缓慢。这一政策的落实是一个历史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出生率逐渐下降。现在，中国实行‘二孩政策’，但人口出生率并没有上升。这是因为，过去人口出生率高的时候，培养一个孩子的成本不是很高，所以当时的人们不认为多生孩子会为家庭带来太大负担。但现在时代不同了，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最好的教育、享受最好的医疗，因此对一个孩子的家庭投入远大于过去。很多家庭出于成本核算的考虑不愿意生第二个孩子。另一方面，这可能也与党和政府的一些政策相联系，例如是否鼓励二胎、是否对二胎还有优惠政策等。现在中国最担心的应该并不是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问题，而是高素质人口的增加量不足。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城市的‘二孩政策’能够更好的得到落实，因为普遍而言城市孩子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将来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性更强。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些落后地区，即教育、医疗资源较为贫乏的地区，‘二孩政策’的落实反而更加迅速和到位。这导致文化素质不是特别高的下一代人数增加，而高素质的下一代人口增长不足，进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冲击。”
出生率下降是否将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政府在当前情况下能采取什么措施？
周戎对此的看法是：“印度的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是27岁，而中国是31岁。印度的人口增长速度比中国快，劳动力平均年龄又比中国慢，这使得印度的养老负担没有中国重。现在，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放慢，而老龄人增加的速度过快，中国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人口增长速度过慢也会为现就业人口带来压力，加重其工作负担，因为他们需要供养的人越来越多。
未来‘二孩政策’可能会越来越宽松，过去只面向独生子女的优惠政策也会逐渐向二胎子女开放。另外，上世纪80年代时，基本没有农民工，农村与城市人口的相互流动较少。但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从农村融入城市的人口是城市中人口增长率较快的人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农民工的下一代能够受到教育、尽快进入都市化的行列。一方面，老年人的增长导致现就业人口的工作压力大、负担重，因此要鼓励年龄超过六十岁的人继续工作，缓解现在就业不足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教育，使就业人口能够更多地进入技术领域和服务行业，能做一些精细的、中端和高端的工作，使高素质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发展快速或稳定的增长相匹配。我认为，如果这两个政策能够落实到位的话，能够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此外，还应在全社会提倡勤劳致富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增加人们工作和劳动的积极性。因为过去的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了一些不积极的影响，即独生子女往往被父母惯养，艰苦奋斗精神不足。实行‘二孩政策’后，一个家庭可以有两个孩子，相互之间互助友爱的精神可能会增加，这反过来也会带动全社会人口素质的提高。因此，教育对二胎政策的鼓励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措施，应该能促进‘二孩政策’的稳定，使目前下降的人口增长率稳定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每个家庭都养育两个孩子，这样整个社会的人口增长就不会减少，而是趋于平稳，保持一定的平衡。即使最后人口出现零增长，每个家庭也有两个孩子，而每个孩子都至少接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这样在消除文盲、就业政策、二胎子女的社会保障和优惠政策等方面体现出来。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促成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大体相对平衡的状态，人口不再增长，但每个家庭也能保证有两个孩子。”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工业发达国家都遭遇到这些问题。从2007年1月1日起，俄罗斯就开始推出国家支持多子女家庭的措施，比如发放母亲资本。这种支持在拥有俄罗斯国籍的二胎、三胎或更多孩子出生或养育时提供。母亲资金可用作以下目的：改善住房条件、孩子们受教育或用于缴纳母亲退休金的累积部分。目前，母亲资本的数额大约为45万卢布（约合68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