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里科娃: “中学生时代，中国就进入到我的生活。1949年，苏联人民怀着高兴的心情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在世界版图上的消息。有关中国的事件，无论广播还是报纸都做了广泛的报道。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莫斯科-北京’的歌词。那个时代，这首歌是中苏友好的象征。中学毕业后，我做出决定，去研究中国的高校上学。我的理想实现了：我成为莫斯科东方学院的大学生。该校重组后，我还在继续学习，并以优异成绩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毕业。”
记者：1960年3月，嘉琳娜·库里科娃受邀到两年前建立的苏联对外友协工作。被分配到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部。在这里，她工作了30多年时间，从中国部秘书一直到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
记者：上世纪60年代，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中苏友谊变成了尖锐对抗，两国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了。但就在这非同寻常的时期，俄中友协不仅未终止自己的活动，相反，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力图在苏联人心目当中维持对伟大中国、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尊敬。1967-1987年间，俄中友协举办了300场各种活动，为中俄关系正常化做出了贡献。据嘉琳娜·库里科娃介绍，正是在此期间，她明白了，俄中友协的工作不仅为其所钟爱，同时也是她终身的事业。1989年12月，当她以苏联友协代表身份到苏联驻北京使馆工作后，她更坚定了这一理念。
记者：那次来华之前，嘉琳娜·库里科娃与中国之间已经有了30年的间隔。尽管经历了各种波折，但她依然认为中国是第二故乡，那这个故乡将如何看待她呢？中俄两国在国家层面已经恢复了关系，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怎样呢？内心有很多的不安与忧虑。当她从莫斯科来到北京火车站后，她明白了，任何疑虑都是多余的。库里科娃在北京工作了10年时间，与中国朋友举行各种活动和非正式交流，岁月如过隙之驹，匆匆而过。可以说，她的家门从未关过。每个月，库里科娃都会有一两次邀请朋友到她不大的两屋居室来品尝俄罗斯的美味。真的是宾客盈门。
库里科娃: “中国朋友非常喜欢到我家做客。他们都喜欢红菜汤和馅饼，我们边吃边聊，交流各种新闻，演唱中俄文歌曲。临走前，他们都要问：下一次什么时候可以来做客？我非常高兴，中国朋友能喜欢我的饭菜。因此，我希望做更多的食品来招待他们。那时，大家都喜欢我做的肉馅饼。有一次，我给自己定下来纪录：烤制150个馅饼。您可以想象一下，这些馅饼一个晚上就分光了。”
记者：嘉琳娜·库里科娃在俄中友协工作的60年时间里，有幸成为很多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和直接参与人。期间，她有机会认识很多载入中国史册的国务活动家和文化使者。库里科娃向我们介绍了与胡耀邦见面的情景。
库里科娃：“那是1959年。当时胡耀邦是中国共青团书记。我随同苏联共青团代表团到中国访问。胡耀邦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当时，为苏联代表团举行了音乐会，我们正好相邻而坐。演出休息期间，我们略有交流。胡耀邦夸奖我中文好，并问起在哪里学的汉语。音乐会非常成功，我尤其喜欢北京实验剧院演出的‘孔雀舞’那场。两国青年会晤后，又举行了舞会。当华尔兹演奏起来后，胡耀邦邀请我跳舞。他当时没有选择，因为苏联代表团中仅有我这一位女性，其他都是男士。”
记者：据嘉琳娜·库里科娃介绍，她和胡耀邦跳了一圈。很快就明白了，舞伴水平一般，只是出于礼貌才邀请她跳舞。在几分钟时间里，胡耀邦两次踩到她的脚上，在黑色鹿皮鞋上留下了灰色的印记。她明白，应该终止舞蹈了，但怎么做才行呢？嘉琳娜有了主意。
库里科娃: “我说：‘尊敬的胡耀邦同志，您看，周围有多少中国姑娘，但您只和我跳舞。也许，她们是要嫉妒的，因为她们也想与您跳舞。我会感觉不好意思的。’胡耀邦善解人意地微笑着把我送到座位上。他个头不高，面带笑容，带着一种富有穿透力的聪明的目光。对我国一直非常友好，他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当中。”
记者：1927年10月29日苏中友协成立。后来，更名为俄中友协。该友好协会是我国第一个针对外国人民的友好机构。今年，友协将庆祝成立60周年。
记者：每当我们编辑部电话铃声响起，如果话筒中传来的是嘉琳娜·维尼阿米诺夫娜的饱满声音，或者是她的助理打来电话，我们都会明白：俄中友协又在举行什么活动，他们希望邀请我们的记者参加。我们还明白，如果嘉琳娜·库里科娃和其团队从事“民间外交”，那么中俄人文领域的交往还将一直顺利进行，因为他们是此项事业的忠诚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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