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自1987年获得通过后，这部从2015年1月1日起生效的新《环境保护法》是首次得到重审。新法规定对超标向大气排放有害物质的公司处以最高100万元罚金。在一些情况下，规定关停违法企业。法律还明确规定了早期预警措施，以及在发生生态紧急情况时的行动秩序。这一切都是严厉措施，将改变以下情况，即：企业领导者和官员在经济增长竞赛中完全不考虑对大自然的负面后果。
重要的是，法律正式把跟踪生态状况列为地方政府的职责。对那些隐瞒地方公司违法生态法、排放物数据造假，或者不及时发放违法排污企业关停令的官员们，规定予以降职或撤职处罚。
中国最大的民意调查机构地平线研究咨询集团（Horizon Research Consultancy Group）总裁维克多·元悦（Victor Yuan Yue）回忆说，早在5年前，生态问题没有令普通中国公民们感到特别不安。如今，环境污染已经同就业、退休保障和教育一起，成为中国人最迫切的五个问题之一。
日益增长的觉悟与舆论积极性对当局构成了压力。最明显的例子是：在2012年前，市级政府禁止公布关于空气质量和空气中有害颗粒物数值（媒体称之为PM 2.5 ）的信息。而今天，在中国190个城市中，这类信息每天都在互联网上公布。
对于环境保护者来说，明显的进步发生在司法体系内。2014年4月，在法庭上审理生态违法案件时的起诉主体名单得以扩大。现在，这份名单既包括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人，也包括社会组织。同年夏天，中国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体系，专门审理生态环境违法案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郑学林所掌握的数据，“受理的生态环境案件数量应该明显增加。”
当局实际上已经“向污染宣战”的额外标志是江苏省法院不久前的裁决。2014年12月，法院裁决开出有史以来最高罚单——1.6亿元，6家公司因向河流排放25吨废酸而受到惩罚。
最后，不久前中国宣布将把生态交通工具购买者补贴计划延长至2020年（当前的计划截至2015年结束）。补贴只承诺发放给全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生物燃料汽车的购买者，且这些汽车只能是中国组装的。例如，购买全电动汽车的补贴达到5.5万元。实践表明，这种鼓励管用：在2014年前11个月，中国非汽油燃料驱动汽车的销量比2013年增加了4倍。
按照不久前公布的中国社科院民调结果，约47%的受访者相信，未来3年内空气污染状况将变好。还有15%的受访者担心，空气污染状况将变得更差。中国最著名的同环境污染斗争的积极分子、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相信，许多事情取决于当局的动机。他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APEC）期间的良好生态状况靠紧急措施达到，这表明，“净化空气无需30年”。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32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