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召开的人大会议对2013年秋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定进行了细化。从改革日程推进角度看,堪称里程碑的三中全会为启动改革“新阶段”制定了方针路线。然而,因党内分歧激烈,全会所做决定中的很快措辞带有妥协色彩,落实这些决定并非易事。除发展相当缓慢的上海“自贸区”和准备对一系列大型国企进行改革外,在完成三中全会决定方面还看不到什么显著的进展。也许,政府因担心增速放缓和社会问题加剧而在谨慎行事。
2014年年初,大家对新腐败案件浮出水面颇有期待。甚至在去年12月份,香港和一些国外媒体就已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前任常委周永康被调查的消息。后来获知,他已被软禁。可以说,周永康和其同伙一案,在2014年整个年度都在跳动着公众的神经。但仅在12月份,才正式公布有关“大老虎”命运的消息。党的领导层已经做出决定,将其开除党籍并移交给司法部门。
与此同时,观察家们还隐隐地注意到高层领导人案件的揭露过程。首先,是通过互联网将可控信息泄露出来,以便为舆情做准备。然后,公布级别较低官员、各类下属重要人物的案情。此后,在主案暂未公布和涉案高官未被逮捕之际,中国媒体上开始出现某些间接的暗示。
反腐行动在军队中亦如火如荼。10月份的时候,公布了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上将案件调查终结的消息。其实,有关这位高级将领被查早有所闻。官方媒体指出,徐已经承认,他曾通过亲属、庇护手下升官来收受巨额“贿赂”。2014年7月,中国还展开了“猎狐行动”。在警方2014专项猎狐行动过程中,已有为数不少的外逃官员被绳之以法。
从反腐和护法工作角度看,中共10月末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全会通过的决议涉及到司法体制改革。一方面,这份文件强调,任何完善司法体系的工作,都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而且,推进法制国家建设秉承的目标是创建“以法律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文件还指出了以法律为基石的必要性。中共中央要求,在党政工作实践中排除破坏程序、领导人恣意妄为、“电话权力”等现象。基本上,拟定的措施都具有组织特性,比如将地方法院从地方政府监控中分离出来。
很多观察家认为,这些决定将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值得一提的是,私营企业家的权力、包括国外投资商的权力在这些措施实施的情况下将变得更有保障。
在分析家们还未来得及厘清周永康被开除党籍这一事实,却又传出另一位高官被调查的信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被控严重违纪。早前,令计划曾任中办主任,是总书记胡锦涛的主要助手。有人认为,令计划被拘,是打“老虎”攻势的某种总结。几个月来,各种非官方渠道已在讨论,那些试图将习近平和李克强排挤出局的所谓的“新四人帮”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溃千里的结局。现在,其“朋党成员”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和令计划均已落网。
如政府所宣布的那样,反腐攻势不会暂停或止步。很多观察家认为,这一举措有助于将权力集中到领袖新团队的手中,并将巩固习近平的个人权力。但问题在于,在不带来负面风险的情况下,这种攻势还能持续多久。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在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潮也不尽相同。但官方依然延续“中国梦”的宣传,同时强调有必要复兴社会主义价值观。习近平指出,必须在政治上恢复道德情操原则、依靠群众、重拾中华传统文化遗产(儒家思想等等)。知识分子、文学和艺术活动家的作用也受到关注。总书记呼吁他们传播“中国价值观”、不要醉心于艺术的商业化、不应成为“市场的奴隶”并要为人民服务。习主席在一份演讲中甚至号召知识界经常下乡,通过这种方式,走近民众并向“农民学习”。
六月份,公布了新的加入中国共产党规则。据中国媒体报道,这些新规则可以更加有效地控制党员数量、优化其结构、提高党务质量并在社会上激活中共的领导作用。中国专家界最近几个月对此问题进行了积极讨论,指出中共现阶段存在的各种“病根”,强调不能无限制地增加党员人数。另一方面,还提出如何吸引知识青年及流动人员(农民工等)的入党问题,因为后者已经成为中国相对较新的社会阶层。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社会政治生活方面也相当活跃。各种意识形态团体、部分政治气味浓厚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也此起彼伏。在中共领导层平衡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背景下,不同阵营的代表们都表现的更加积极甚至说富有“进攻性”。比如,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有关现阶段中国社会存在“阶级斗争”的观点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意见的反馈。
香港持续两个多月的“占中”事件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引发了巨大反响。“占中”支持者们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权力机构选举颇有微词。无独有偶,11月末,台湾举行了市长、县长和各地方自治机构选举,从2008年开始执政的国民党一路惨败。尽管很多观察家宣布,他们已经预见到并警告说,国民党正失去民心,但“泛蓝阵营”失败的程度还是让所有人感到意外。
总体说来,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涌现出形态不同的诸多事件。它们已经开始或进程已在持续,此后的此消彼长和最终的走向,在即将到来的2015年会“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