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俄罗斯：为何暂时还不需要军事联盟？
对于俄罗斯和中国来说，2014年是多事之秋。莫斯科遭遇乌克兰危机、西方制裁和外汇汇率波动。而北京则因向创新发展模式过渡而面临GDP增速放缓（从10%降到7%）。对外，与日本、越南以及本地区其它国家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之争依然火药味十足。
在此背景下，两国领袖互动频繁。一年中，普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举行会晤：1月末的索契冬奥会开幕式、11月份在北京的APEC峰会。而5月份的上海之行，更成
普京与习近平会晤是在乌克兰危机加剧、西方对俄经济制裁不断推出的背景下进行的。毫无疑问，这一点对两国关系的日程添上了浓重的一笔。和西方关系恶化，迫使俄罗斯加快“向东转向”的进程。而这一进程的首先点是中国。从某种程度看，在上海达成的共识，标志着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在强化亚洲因素。
一些观察家甚至谈及，中俄两国要在西方国家的背后打造某种被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忽略了的政治军事联盟。但两国领袖随后的见面对此进行了澄清：暂时不准备构建新的“中俄大二角”。莫斯科和北京认为，目前的战略伙伴关系，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功能上都完全符合各方利益。
确实，中国一些接近领导层的专家经常说起，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合作模式可以很快地、顺利地转化为联盟关系。一些俄罗斯专家也强调，有必要充实2001年签署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份基础性文件。主要涉及的内容是第九章：有关一方遭到他国入侵中俄两国的的磋商机制问题。
上合组织 — 丝绸之路是中俄两国的障碍还是潜力？
2014年，习近平的欧亚政策已经成为当前伙伴关系的新的现实。而且，这种现实完全可以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传统利益相容互通。事实上，中国领袖2013年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理念，目前也正成为中俄两国在欧亚大陆上的新的相互协作格式。也就是说，北京和莫斯科都想通过某种方式使“丝绸之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彼此适应。
与此同时，不应忘记，在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这两个相对较新的项目之间还存在着上合组织这样的老项目。对后者，中国似乎变得冷淡起来。北京对2003年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缓慢感到不满。按照纲要规定，应在2020年前实现商品、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通。但这份文件却停在了纸上。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建立也遥遥无期。而且，2014年的杜尚别峰会也未能解决积存下来的经济问题。当然，上合组织的扩大露出了曙光。可以期待，俄罗斯在2015年任轮值国主席期间，印度和巴基斯坦将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由此，中俄在欧亚大陆上的关系出现了更为宽泛的内涵和动力。前景上，将三大项目彼此兼容，为利用中国丰富资源（投资、运输和技术）以便发展欧亚经济联盟、激活上合组织带来了客观的可能。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项目的发展与拉近，主要取决于中俄关系格局。
西伯利亚和远东：中俄一体化区域？
在东亚地区，中俄两国相互协作的方向之一是跨境合作。2014年，这方面从“死点”位置挪动了。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投资合作协议，开始修建阿穆尔河铁路大桥。中国商界对参与远东超前发展区的建设表示出兴趣。
值得指出的是，中方一直在谈及俄罗斯为中国商界提供特别优惠条件、扩大进入能源综合体权限并最终创建中俄经济发展区这样的意愿。当然，此类倡议还需仔细研究和进一步加工。
亚太地区·安全与“俄蒙中”新三角
另一个重要方向是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及构建一体化发展区域。11月份在北京召开的APEC峰会也正是围绕这一主题。峰会显示，北京在亚洲一体化方面正成为非正式的领袖。同时，峰会也昭示出中美两国在亚洲一体化方面存在不和谐音。要知道，华盛顿极力推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项目恰恰与中国、甚至与APEC的利益相悖。不得不承认，俄罗斯在参与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暂时是有局限性的。
然而，在打造“俄罗斯·蒙古国·中国”新型地区三角关系方面，莫斯科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杜尚别上合组织峰会期间，这种三边关系的建立得到了确认。毋庸置疑，该机制在投资、三边贸易协作、新运输走廊的建设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也许，在东北亚还会创建新的自由贸易区。不排除，各方要把“俄蒙中”三角项目与丝绸之路、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项目相互衔接。
不管怎样，任何项目的落实，都取决于亚洲地区局势的稳定程度。风险要素中包括：领土争端、阿富汗局势的多变性、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猖獗、毒品走私、海盗和跨境犯罪。但更为主要的危险在于本地区不断增长的军事化。而且，这种趋势在美国决定“重返亚洲”后愈演愈烈。看来，中俄应激活在亚洲地区建立亚太全面安全体系的理念。其中的关键点是平等和安全的不可分割原则、不动用武装力量、不威胁使用武力、不支持推翻他国政府的任何行径以及对稳定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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