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和大人一样，在敌后方为解放祖国而战斗。这并非罕见事例。他们或是游击队伍中的通信员，消灭德军装备和粮库，或将战场上遗留的枪弹收起来交给游击队员，或者去完成其他任务。
在俄罗斯南部地区的别尔哥罗德州格赖沃龙镇，矗立着卫国战争期间遇难的3位英雄的纪念碑。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仅有16岁。当地学生科里亚·希尼岑、别佳·伊戈纳金科和米佳·巴里茨基决定组织起来，打击敌人。他们将步话机藏在地下室，在城中散发苏联情报局的战报，收集德军指挥部和仓库的位置信息。游击队员根据他们提供的坐标，打击城中德军宿营车队。1941年11月4日，这些年轻的地下工作者被捕了。希特勒分子用3天时间拷打他们，要求他们供出与游击队员的联系频道，但一无所获。3位好朋友被吊死在他们上学的校园里。现在，此地为他们竖起了纪念碑。
据别尔哥罗德记者和边疆研究员奥利嘉·谢维丽娜向卫星通讯社介绍，德军的残暴没有边界，无论老人还是孩子，都是他们迫害的对象。她向我们举出另外一件与占领格赖沃龙镇法西斯分子相关的历史。
她说：
“苏联士兵解放格赖沃龙镇时发现了一口井，井中装满了孩子的尸体。原来，附近有一家德军医院，从当地孩子身上抽血输给受伤的德军士兵和军官。然后，将孩子们的尸体抛入井中。”
奥利嘉·谢维丽娜给卫星通讯社编辑部送来她的新作：《别尔哥罗德人：战争年代》。她向我们介绍被战争伤害的同乡命运。
据作者介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源于战争目击者和战争老兵对事件的回忆。
她说：
“在与退休老人嘉琳娜·斯科莫洛霍娃交流时，我提及战争的事情。当时，嘉琳娜是小学生。她回忆时强调，战争对留在占领区的孩子是多么的残酷，熬过伟大卫国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之一的库尔斯克大战是多么的痛苦。据她介绍，战争爆发前，父母共有4个孩子，父亲是校长，他奔赴前线时，妈妈怀着第5个孩子。”
嘉琳娜·斯科莫洛霍娃在《别尔哥罗德人：战争年代》一书中回忆道：
“1942年春，白喉和猩红热疫情肆虐。当时没有药物，孩子们纷纷死去，我的小弟弟热尼亚也走了。一年后，姐姐瓦莉娅因伤寒离开了人世。
1943年5月，老百姓受命离开居住地德米特里耶夫卡村，库尔斯克会战开始了。我们大家紧急撤往彼纳河一侧。妈妈怀孕9个月，再加上我们3个孩子，大的才刚满14岁，小的只有3岁。我们无处安身，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匆匆赶到上彼纳村，到处敲门、到处都塞满了难民。在几乎失去希望之际，还是被一户人家收留了。但屋内已经住进了两户，再加上自家的4口人，院子里还躺着伤病战士。我们在战士食堂吃了晚饭，然后睡在鸡舍中。尽管如此，我们都非常的高兴。晚上，妈妈开始绞痛。
第二天，妈妈生了小男孩。士兵们在院子里静静地交谈着，回忆自己的孩子。大家给妈妈送来礼物，有的拿来一块糖，有的送来肥皂。大家决定，给孩子起名科里亚。
尽管周边一片死寂，脏乱和血迹斑驳，但所有人都相当的友善和彼此同情。分享最后一块食物，无需召唤就过来提供帮助。孩子面临苦难与死亡，但他们并未被抛弃，也不感觉孤独。士兵们将小孩子抱在怀中，教半大孩子有用的技能，将自己的食物分给孩子，请他们吃糖。牛奶给所有孩子均分，彼此之间互相信任。战争将大家结成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有关心他人的责任感。”
童时记忆最为深刻，有的已深埋潜意识之中。伴随年龄的增长，孩提时代的镜头会时不时的跳出。嘉琳娜·斯科莫洛霍娃在《别尔哥罗德人：战争年代》书中回忆道：
“爸爸从前线邮回信件，询问家中的事情，并承诺尽快回家。每到晚上，反复阅读信件，妈妈总是哭泣。我当时认为，是这些信件给妈妈带来了眼泪，我将它们扔到炉子里。后来前线不再寄来信函。妈妈什么也没说，但我能猜到，爸爸不在了。
生活非常的艰难。妈妈工作的地方，工资是每天1升半的汤。我们带着小铝桶，盛入带有鱼腥的稀汤，随时都有饥饿感。春天时，我们去掏鸟巢中白嘴鸭蛋，去采集椴树嫩叶，到集体农庄田地里挖几近腐烂的土豆烤小饼。
我非常想学习，总是问妈妈什么时候可以去学校。按斯大林的命令，只有满7岁的孩子才能去上学。我不想等到生日那天，直接推开教室的门，惊恐之中高喊：“我来上学，我已经7岁了！”女教师微笑着让我坐到课桌旁。
学校、师范学院，不知不觉中学生时代过去了。毕业后，我去战前父亲任校长的学校工作，这是我作为女儿对父亲的责任。我想，父亲应为我感到骄傲。”
5月9日，俄罗斯庆祝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6周年。由此，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奥利嘉·谢维丽娜《别尔哥罗德人：战争年代》中的片段内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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