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6 2019年10月14日
20世纪的中俄关系:通向睦邻的艰难之路

中方拒绝接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电话

20世纪的中俄关系:通向睦邻的艰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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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继续向您介绍外交家和中国问题专家顾达寿(Rishat Kudashev)先生的回忆录。在某次谈判中,毛泽东受到了批评,按照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阿列克谢·柯西金的看法,中方曲解了苏联的政策。柯西金当时说:“总的来说,在反帝斗争中,看不到你们的行动。”这番话是对毛泽东政策非常严厉的评价。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人和他用这种口气说话了。因此,毛泽东没有忘记这点也不想原谅柯西金。这样,恰逢时机,毛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报复,甚至拒绝和柯西金通电话。顾达寿先生这样认为。

在20世纪60年代末,苏共与中共之间、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到了白热化的程度。1969年春,在中苏边界远东界段的达曼斯基岛岛(中方称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当时任苏联政府的阿列克谢·柯西金对此非常忧虑。他在高级党务会议和国务会议上多次提及,有必要采取措施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

在1969年7月的某一天,顾达寿被叫到了克里姆林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柯西金说,想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通电话,向他阐述自己对于苏共与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现阶段关系的看法。柯西金主席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电话机。这是一部载波电话,可以为双方的通话加密。我拨通了接线员的电话,要求接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北京的电话。过了一会,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电话接通了。顾达寿先生回忆道。

当北京那端有人接起电话时,我说,我是翻译顾达寿,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委托打电话。我向她说,柯西金想和毛泽东主席通电话。中方的女接线员起身向什么人进行回报,电话机并没有切断,可以听到里面说话的声音。一个男人向这位女接线员说,怎么,你自己不能回答吗?!主席不想和苏联人通电话。稍晚一会,女接线员用严厉的口吻回答说:"我不能为您接通您需要的电话。"然后,她撂下了话筒。

顾达寿三次试图完成苏联政府首脑的通话请求,但都毫无结果。在第四次通话的时候,甚至没等他把话说完,在北京那一端有个男人的声音严厉地回答说:"我们的毛泽东主席无论如何也不会与苏联修正主义通话的。"然后,他还说了一些粗鲁的语言。

据顾达寿回忆,他情绪地听到北京那个男人说:"毛泽东主席不会与柯西金这个臭鸡蛋通话的。"按照中国人的理解,这样的骂人话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说出口的。当然,顾达寿没有将这句话翻译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只是说,那位接电话的男人说出了一些粗鲁的话语。

我把与北京的通话进行了简短的记录。然后走到柯西金那里把通话记录交给他。我感觉到,主席对此非常的忧虑。对他来说,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是很难理解的。而且,通话还涉及到苏联最高一位领导人的自尊。我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采取这样断然拒绝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柯西金为缓解中苏关系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他忍住了。但是,中国领导人并不没有对柯西金、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进行区分。我认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毛泽东从总体上来说对苏联采取了简单的不能容忍的态度。至少,中方不想改变现阶段的局势。

过不了多久,我又有幸为柯西金主席做翻译。顾达寿先生继续回忆道。

1969年9月上旬,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去世,柯西金去河内参加他的葬礼。按照柯西金的指示,我被列入到代表团名单中:柯西金希望在河内能够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尽管毛泽东拒绝与他进行谈判,但柯西金希望,能够和周恩来就某些问题达成共识。他认为,在与中国总理平等的基础上可以进行谈判,消除苏共与中共之间的矛盾,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可以说,这是柯西金河内之行的第二个目的。这样,通过苏联驻北京使馆联系,希望中方安排总理之间的会晤。

在河内,苏联方面没有等到中方同意在北京举行会晤的消息,这样,柯西金飞回了苏联。当代表团飞到伏龙芝市时,顾达寿继续回忆道,中国领导人最终同意在北京举行总理级会晤。在经过长途飞行后,大家稍事休息,以柯西金为团长的代表团当天从伏龙芝飞往伊尔库茨克,1969年9月1日早晨飞到了北京。根据中方提议,两国总理会晤应在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机场举行。举行谈判的情况如何,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进行介绍。

(顾达寿先生生于1929年,曾在苏联外交部和苏共中央工作过,拥有退役特命全权特使职衔。他精通中文、曾经在边界和其它国家谈判中担任政府代表团翻译。他本人和很多中国领导人见过面,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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