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飞教授1959年出生于安徽省，是中国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35岁获得博士学位，不到40岁就已出版三本专著。刘文飞认为，把俄罗斯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是自己毕生的事业。他不仅翻译了像普希金、托尔斯泰和果戈里这样的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作品，还翻译了想佩列温、乌利茨卡娅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刘文飞本人表示，自己成为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者纯属偶然。他在获奖的前一天接受卫星网专访时回答了自己与俄语以及俄罗斯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的经历。
记者：您从1977年开始研究俄语与俄罗斯文学。这是早已定好的选择吗？在过去的30多年里您共出版了多少专著和文学译著？
刘文飞：我和俄罗斯文学的相遇纯属偶然，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偶然地进了俄语系--但实际上我说这个话的时候还是有开玩笑的成分。我想不管当时我进了哪个系，俄罗斯文学一定会跟我相遇，比如我进了中文系或新闻系，作为一名中国大学文科的学生，不大有可能一辈子一本俄罗斯文学的书都不读。也就是说，在中国，一个爱好文学的人跟俄罗斯文学的相遇是必然的。我倒是没有详细计算过，大概可能有60到70本，中间俄罗斯古典文学要多一些，当代文学少一些，其中专著和论文集有将近20本，翻译的大概是30到40本。
记者：俄语作家的作品当时在中国翻译的数量最多。而俄罗斯文学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活中占又怎样的位置？
刘文飞：在中国或在俄罗斯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大。我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当然50年代的时候，因为中国和苏联关系特别好，所以介绍到中国的苏联文学特别多，甚至二流、三流的作品也介绍过来了。文革时期，中国禁止阅读外国文学书籍，苏联文学也被禁止了，但改革开放之后，俄苏文学同西方文学、英美文学一样，像一股潮水一样涌进了中国。我们会觉得，英美文学、主要是美国文学在中国的兴起会挤压俄罗斯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但我觉得中国人对当代俄罗斯文学接受得还不错，我们每年大概会翻译20本左右的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我想就规模而言，其他国家引进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数量未必会超过中国。所以我觉得当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状况、被介绍的规模和程度是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我尤其喜欢的一点是，当代的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真的是文学了，不像在50年代完全是友谊的替代品，也不像在上个世纪时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我经常说，俄罗斯文学在现代中国终于能回归文学自身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尽管读者可能少一些，但我觉得依然很好，因为现在爱俄罗斯文学的人是真正爱文学的人。
记者：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在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些作品可被称为"生活的教科书"，另一些作品则起着启蒙和教育的作用，还有一些作品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您对近年来中国翻译的当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所要承担的主要功能和使命有何看法？
刘文飞：我倒是觉得您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文学作品对人的生活的影响是非常深刻和巨大的。当然，您刚才也提到一个名词，就是文学有可能是生活的教科书。但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把这个概念的理解太意识形态化，太政治化了。我们以为读了文学就是要教会你怎么去生活，教会你怎么去面对现在的秩序和体制，甚至通过阅读文学去爱上某一个领袖，去呼应个人崇拜的倾向，我觉得这样的导向就不对了。如果说文学是这种意义上的文学教科书的话，那我们还不如不要这样的教科书。当然文学总归是一种教科书，但我更希望对文学的阅读更偏重审美的角度，我觉得文学更多地是一种给人带来愉悦、带来审美乐趣的东西，而不是教会你怎么生活，怎么去教育别人，怎么去改良社会，我觉得文学可能起不了这样的作用。从这样的美学观和文学观出发，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俄国文学的接受可能会有这样几个动机，或者说俄国文学在当下的中国有几个作用。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让我们能看到俄国人是怎么生活的，当代的俄国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怎么思考的，他们是什么样一种心态，他们对生活是怎么看的，因为中国和俄国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当代俄国人的生活状态对于中国人来说当然是有启示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我觉得各个国家的文学中间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比如说我们看一看俄国当代文学和古典文学以及白银时代的文学有何不同，也就是从文学本身来说它有哪些新的特点，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意义的。第三，我觉得把俄国文学介绍到中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中国的当代作家、中国当代文学从中借鉴到一些东西，因为各个国家的作家都在独自地写作，他们彼此要东张西望和互相借鉴。我们介绍俄罗斯的当代文学到中国去，可能主要会有这三个动机或者三个目的。
记者：您认为迄今为止在自己的翻译和学术活动中最主要的成就是什么？
刘文飞：那我觉得可能还是对普希金的翻译和对布罗茨基的介绍。
记者：是否有您早就想译成中文但暂时还没有翻译的书？
刘文飞：我想还是有的，比如说布罗茨基的诗歌我是想把他全部翻译过来，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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