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的一次会晤记忆犹新。1969年9月11日，按照苏联方面的倡议，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极端紧张的背景下举行了会晤。这次会晤被安排在北京机场，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和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行了颇为艰苦的谈判。
在飞行跑道上，周恩来迎接柯西金。可以说，在中国领导人中，我对周恩来有着最为友善的、充满人情味的感觉。顾达寿回忆道。1952年12月，在哈尔滨，我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我是中长铁路的翻译。周总理来到哈尔滨，参加苏联将自己在中长铁路的股份和所有物资移交给中方的隆重仪式。周恩来声望隆裕但又是那么的简单而又容易接近。我认为，在中国的领导人当中，他是最富艺术的外交家。甚至在上世纪60年代，当中苏关系颇为紧张之时，他在与苏联领导人和外交官举行会晤时，还总是彬彬有礼、举止得体，没有显示过像毛泽东、陈毅或其他领导人所做出的那样令人难堪和轻蔑性的口味或行为。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会晤。首先，柯西金介绍了自己来中国访问的缘由。他说，有必要尽快克服两党之间现存的分歧，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周恩来没有就柯西金的表述进行争执，他主要强调，应关注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不止一次地重复，在中苏边界存在有争议地段，苏方应承认这一点。柯西金不否认，在中苏两国地图边界线上有差异之处。但他认为，关于边界地区争议地段这些具体问题，应在专家组层面在对所有文件进行全面和细致的研究后来解决。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恢复两国之间的正常化。
但周恩来坚持己见。这样，柯西金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他无法说服周恩来接受苏方的提议。也就是说，首先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然后再逐步解决边界问题。
两国总理的会晤陷入僵局，没能达成任何协议、也没能签署任何正式文件。我认为，当时的翻译顾达寿回忆道，柯西金没有想到，与周恩来的会晤和谈判几乎没有任何结果。
与周恩来总理会晤后，在我们乘坐飞机返回苏联的路上，柯西金邀请我到他的机舱，询问我对谈判的意见。我回答说，毫无疑问，谈判是有益处的。起码，我们明白了，两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按照中方的提法是边界问题。我们可以认为，中方把解决边界问题看成是弱化两国关系紧张的前提。也许，这次会晤能够帮助找到解决苏联和中国之间停止冲突问题的途径。
柯西金说，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似乎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内外政策，但他认为我的看法并不正确。沉默一会后，他补充说，周恩来的一些想法是完全理性的，中方的具体行动很快表明，中国人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将明白他们的真实意图。
总的来说，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晤还是带来了一系列正面的结果。根据达成的共识，1969年10月19日，中苏之间的边界问题谈判恢复了。双方都力图实现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在这一方向互做让步并为此付出努力。从这点可以看出，苏联总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于苏联和中国来说，在北京机场的会晤，为两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启开了尘封了的大门。尽管边界状态依然如故，但浓浓的火药味再也闻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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