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一季度，计划制定国企改革三年规划。为提高国企效率，在一些领域可实施混合所有制，甚至部分私有化。但这不意味着，仅依托私企，像俄罗斯90年代那样实施大规模私有化。国资委声明中指出，将注重在国企中使用技术创新和先进生产，使其成为国家创新发展的主要动力。
世界上各国引入创新都有着自己的经验和方法。比如美国，据国会预算办公室资料，2017年联邦预算用于研发的资金仅有1160亿美元，而私企的投入量却高达3330亿美元。根据预算办公室计算，总研发支出结构中，67%来自私营部门，24%来自国企，其它支出则由高校、专业学校和非商业机构承担。对美国最近时间创新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创新的主要投入来自私企：谷歌、亚马逊、优步和微软，从自动驾驶汽车到人脸识别，不一而足。
在中国，很多技术创新被私营公司所运用。比如去年总额超过40万亿美元、世界最大的移动支付，几乎被阿里巴巴和腾讯平分。第三大科技巨头--百度，正在从事自动驾驶车辆的研究，并已经有了自己的自动驾驶车辆平台，且Apollo源代码对外开放。华为集团在5G技术领域实现巨大突破，目前，该领域超过1/3专利归该公司所有。
中国为何要将希望寄托在国企身上呢？要知道，传统上认为，国企少有弹性，很难做出实时决策。但另一方面，中国进入到一个要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技术突破的时代。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耗费巨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私企对承担这个重担没有准备。
在中国，很多技术创新被私营公司所运用。比如去年总额超过40万亿美元、世界最大的移动支付，几乎被阿里巴巴和腾讯平分。第三大科技巨头--百度，正在从事自动驾驶车辆的研究，并已经有了自己的自动驾驶车辆平台，且Apollo源代码对外开放。华为集团在5G技术领域实现巨大突破，目前，该领域超过1/3专利归该公司所有。
中国为何要将希望寄托在国企身上呢？要知道，传统上认为，国企少有弹性，很难做出实时决策。但另一方面，中国进入到一个要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技术突破的时代。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耗费巨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私企对承担这个重担没有准备。
他说：“民营经济在过去40年中确实取得了从‘0’到‘56789’的显著成就，但是其中存在一个问题，即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规模都不大，小打小闹的发明创新数量不少，却都难成气候，无法形成未来的产业。要知道当前的创新从基础研究一直到应用研究，都是非常系统性的项目，能够转化为巨大的产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实际上并不一定必须是私企或者国企，只是在中国特色的背景下，央企、国企的实力毋庸置疑。国营企业的首要任务就是支持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这也是为何在西方高铁和5G发展不够顺畅的原因，因为国民经济建设并不赚钱，资本家谁也不愿意去承担。而在中国，这些都是由国营企业在支持，所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才会发展得如此之快。创新也是同一个道理，本身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成功率又很低。那么在中国民营企业不够强大的时候，就需要国营企业肩负起这个任务。”
中国支持国企，是中美贸易争端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华盛顿认为，中国通过这种方式，在世界市场上为本国公司人为制造竞争优势。专家黄卫平强调，事实不是这样的：中国国企在出口结构中的占比不超过10%。
他说：“我认为这个问题不能总是从所有制角度看待，而是应该从运行机制来考虑。如果所有制明确，运行机制市场化我想是完全可以的。因为目前的国营企业在出口比例中只占10%，虽然在国内市场形成垄断，但是走向国际就会被淹没，所以垄断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另一方面，发展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客观上也在推动中国增加国企的分量。这一过程中，美国也起到促进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华为和其它一些中企被美国商务部纳入实体清单，美国的设备、软件和其它组件供应商，在没有许可证情况下，禁止和中国伙伴搞合作。与此同时，中国一些技术产品，比如智能手机或监视器中的关键组件：图形处理器和微电路，都是由美国公司供应的。在此条件下，中国企业购买美国组件的路被堵死了。中企不得不寻找其它供应商，从长期前景看，有必要从事自己的基础学科研发，以保障技术独立性。
美国已经明白，国企参与研发不足，正对科创生产效率产生负面影响。麻省理工大学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缩减国家支出，是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美国下一个10年中的生产率每年增长仅有1.3%，但在上世纪70年代国家支出高峰期，这一指数起码要高出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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